我的回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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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　
的准备。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　
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　
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　
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这样，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是：一，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　
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　
革命为主，并不能将共产党的社会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　
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当时讨论这项议程，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认为中国应有　
两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会革命。对于国民党能否担负上述第一　
次革命的责任，大家颇有疑问，但也认为中国如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将　
可得到较多的自由。不过共产党人并不以民主共和国为满足，还应继续社会革命，以期实现　
苏维埃式的政权。至于国共合作从事国民革命，再由国民革命进展到社会革命等等的想法，　
那时是完全没有的。其他如土地国有、农民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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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军阀政治等等，都曾被代表们提到过。一般代表多以为共产革命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即　
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现在也尚不能捉摸，因而无法作具体的规定。所以大会除否定李汉俊的　
改良派思想外，实际政纲就只是上述一些较抽象的要点。　

　　　　在讨论由我所草拟的党章草案时，李汉俊又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他指出中共未来的中　
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　
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　
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这种修正意见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支持原有　
的草案，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的想法。　

　　　　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　
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方得成为党员；第二，中国共产　
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按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　
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　
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　
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　
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　
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现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　
多数代表批评李仅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　
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　
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　
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拔。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　
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　
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　
和，但他究是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　
不足之感。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未列席过大会，但获知大会进行的情形。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　
兴趣，表示支持多数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　
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清教。这　
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　
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清他出席演说。为便于马林　
与尼科罗夫斯基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当我们围　
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　
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一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　
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　
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　
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随之分途散去。当我最后　
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果然，十分钟以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李汉俊开的是甚　
么会议？开会的人那里去了？那两个外国人是甚么人？这些问题都波李汉俊镇静地应付过　
去了。在场的陈公博反而受惊不小。警探们大肆搜查，没有发现甚么可入人罪的证据，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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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去。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　
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而且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择马林与尼科罗　
夫斯基参加时下手。　

　　　　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说的“我建议会议　
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这句话，就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的　
唯一的一句话；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这固然由于那时彼此关系不算密　
切，最主要还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出一些甚么事出来。这次大　
会并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事，马林也未提到这一点；因而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　
其一个支部，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正式决定的。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　
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夏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　
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　
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　
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　
会的地址问题。王会吾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　
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　
湖风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　
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　
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大约是七月十日清晨②，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九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　
王会吾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　
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　
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　
禁风的花花公子。　

　　　　我们登上了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　
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　
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　
作与工作方针》。我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大家都集中研讨急需解　
决的具体问题。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　
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妇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　
央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　
吸收党员。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大会曾有几项决定：一是工人斗争的纲领，内容包括八小时工作制，　
增加工资，保护女工童工等等；大会认为根据各地实况，由工人群众提出减时、增薪的其体　
要求，以期由斗争中逐渐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资标准的目的。二是工会组织原则问　
题；大会指出共产党人不应再因袭旧式行会和仔招牌土会哟旧习，应注重新式的产业工会的　
组织；即每一个企业中的全体工人不分职业和籍贯等区别，均须组织在一个工会的单位里；　
同一产业中的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某一类产业的总工会。三是中共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　
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各地同志都应到　
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　

　　　　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会决定各地组织应在工人群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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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决定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　
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就可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