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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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以择定在这里举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一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方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　
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　
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　
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五年以前的　
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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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　
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主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仑将军所　
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　
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　
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　
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　
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　
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　
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　
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　
一个替我们在璧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　
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枝香烟或一块面包，　
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　
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领。爪哇代表　
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　
来。菲律滨、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　
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　
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广东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　
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　
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　
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　
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　
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　
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　
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　
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　
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　
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　
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　
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　
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惟　
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　
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　
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　
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　
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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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兼任一家剧院的跳舞演员，每晚得到大把的纸币，偷偷的去黑市买点面包带回家来。这样，　
第二天的两餐，才可以勉强吃饱。　

　　　　我看见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　
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　
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　
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　
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　
少。　

　　　　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接着他又解释，好　
在他们政府的配给制度做得不错，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饱。共产党员领的粮食特别少，这是　
以身作则的意思。从列宁本人起，都是每天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因此大家没有话说。如果处　
理得不好，真是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　
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　
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　
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　
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他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园小洋房，　
内外保卫森严，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精美，有很讲究的丝罗窗帘，和上海大资本家的家庭差不　
多。这顿晚喂不仅有质地很好的黑面包，而且有点白面包。虽然是一汤一菜，可是内容丰富，　
味道很好。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这是我踏入苏俄境内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餐。　

　　　　饭后，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发现我神情中有些惊异，　
就向我解释：施玛斯基为了郑重招待外宾，所以特别的准备了这顿丰美的晚餐，虽然没有和　
客人长谈，可是他是很热情的。我说：“你说得太客气了，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算是甚么　
外宾。”他恐怕我心里还有不满意，接着又表示：革命不能讲平等主义。十月革命初期，平　
等主义的观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对于负责的同志住好一点的房子，吃得好一点，都表示　
反对：甚至将火车的头二等车厢打毁，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车厢打毁一辆便少了一辆，　
这不是平等主义反损害了革命吗？身负重责的施玛斯基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是应该生活　
过得好一点才对。我也不客气的对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说：“你说列宁也只领四分之三　
磅面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　
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威金斯基　
听了这段话，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既接触了这许多新的事情，内心当然滋生了无限感慨，而在言谈的　
表现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对于苏俄的一切情况，却是怀着十分的善意，而从好的方面去　
了解。伊尔库次克市在西伯利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它那么冷清清静悄悄，满街铺满了　
厚雪，行人足迹稀少，像乡村一样荒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闭户，自然更没有甚么人交易。　
屋顶突出的烟囱不见冒烟，似乎屋内空无人居。除了车站和工厂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动外，其　
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简直不闻人声。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才有一群群穿着油腻褴褛大衣的　
工作人员，匆忙来去，过了这两度热闹之后，全城又恢复沉寂。　

　　　　那时，伊尔库次克周围还是很不安静，充满了革命和内战时代的色彩。我所到过的公务　
人员住宅里，看见房里都挂着长短枪支和子弹袋。他们经常将这些枪支擦得雪亮，到了夜晚　
还装上子弹，放在床头或枕下，和衣而锤，真的过着“枕戈待旦”的生活。军事演习更是经　
常举行，所有持有枪支或被派有职务的人员，无论昼夜，一闻警报，就得飞奔到邻近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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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分别受当地驻军的指挥，举行各种演习。据他们说这里南方就是外蒙古的边境，城市　
四周都潜伏有残匪。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　
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　
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作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　
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　
二块花布而已。最精彩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　
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　
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　

　　　　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　
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　
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