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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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
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
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
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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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
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
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
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
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
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
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
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
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
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
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
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
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
(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
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
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
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
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
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青。他
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
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
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
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
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
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
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
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年,
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
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
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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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
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
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
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
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
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 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第四篇 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第一章 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挡一切,准备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共中
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
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我们对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因而没有甚么建议。
陈独秀先生将旅费付给我,要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
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这一弄堂内住
了很多家白俄,他夫妇便杂住在白俄群中,所居是一幢楼上楼下的两层小房子,室内陈设简
单,与一般白俄住宅并无分别。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
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
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
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
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这位俄国人,平常
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
经验的。
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
到关外旅行,只觉得愈走愈冷,各房屋的双层玻璃窗,都牢牢关着。我随时留心着各处陌生
的情况,发现在南满一带满布着日本的势力,如在奉天旅馆里,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向我
这个商人打扮而神情不似商人的过境客攀谈盘问。可是到了哈尔滨以后便不同了。这里原是
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很多建筑都是俄国型,火车也是俄国式的;铁路上的员工更是俄国人占
大多数,无处不留下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这里的大好河山,比之西伯利亚的荒寒,究竟大
不相同;这对于我国北方邻人,不管他们怀着一种甚么理想,总是具有诱惑力的。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的中国境内,是一个俄国式的小市镇。商店旅馆等多由俄国人经营。
我住定一间俄国旅馆以后,就按照尼科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先找着某某理发店去理发,用
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衫,将那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衫袋内,理完发以后,故意将这包东西遗
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道上逛了一遍之后,再回到那间理发店去取回这包东西。理发店的老
板立即引我到后面的一间房间内,将衬衫交还我,却将名片取去了。我说出所住的旅馆名—
称和房间号数,他约我在下午八点钟以后在旅馆中等候。
当晚近九点钟的时候,这位老板来了。他一声不响的替我提着行李,送我到旅馆门前的
一辆橇车上。这辆橇车由两匹马拖拉,车上坐着我和老板与一个驾车的,一共三人。他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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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毛毡盖住我的下半身,车子便向中俄边界疾驰而去。经过的地方二片荒凉,没有人家,
也没有遇见过边疆的哨兵或任何应有的障碍物。据说,这一带是白俄游击队和走私者活动的
地方;那两个俄国人都暗藏着手枪,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袭击。橇车在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
雪地上狂奔,颠簸得很厉害。大约午夜左右,走到了离满洲里十八公里的一个车站,这里已
经是俄国的辖境了。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两个俄国人的嘴里冒出了浓雾一样的热气,说:
“冷吗?现在到了!”在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之后,他们便提着我的行李领我到一节停在车站
上的车厢里。
车厢里,已经有十几位中国各团体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和几位日本、朝鲜的代表,先我
到达。他们多数都盖着很厚的被毡在睡觉;只有少数几个人尚围着烛光在谈天。他们见了我,
都站起来表示欢迎。我举目张望一下,这是一节破旧的三等卧车厢;车窗的玻璃大多没有了,
只钉上一层木板,在木板的空隙间结着一串串的冰凌。车内的空气很闷,但还是那么冷。车
站上有一两个卫兵在走来走去。车厢内只有二个车侍,他披着破旧的皮外衣,戴着皮帽皮手
套,并用旧布层层的裹着脚,满脸长着胡须。他提来一壶开水送给我,似乎想和我谈话,可
是言语不通,只好彼此点头一笑。不久,在冷硬的木板卧铺上,他们帮我将被盖打开铺好,
互道晚安。我就摆脱了连日旅途的辛劳和征仲而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我们这些代表们陆续起床之后,不约而同的在车站上做着各式各样的运动来
抵御寒冷。这个车站的建筑很简陋,除了一间站长办公室外,只有一间电报室。车站里驻了
一些军队,都像我们一样的住在三等车厢上。我们的活动区域只有这个车站,四望一片雪白,
没有树林,也没有一幢房子,更没有卖东西的人。我们吃的饭都是由那些驻军所供给。那些
兵士们戴着缀了一个红星的尖帽,穿着黄色的呢大衣,背着长枪,看起来倒很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