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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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他曾和我们详谈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苏俄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
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
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
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
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所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
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政策能趋于一致,就中国这个例子看来,那就首
先需要中国有一个革命政府。否则各就其立场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没有甚么矛盾的地方。
他又详谈苏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明共产国际的起源和成立的经过,指出俄
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
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
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极高
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
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
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各国后进党的发展。而且他认为他的
了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两个问题确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十分关心。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
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
会由此发生甚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也曾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
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由现在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乃至八小时;
增加工资,争取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契约的权利等等。他不
满足于我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
夺取政权的道路。我却以为中国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
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
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
一般说来,威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
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
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
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小组成立以后
就曾在和我们的通信中数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威氏的主张自然赞同;但对于召开大
会的筹备工作,尚未具体拟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时也没有提出关于大会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意
见,这也许是关于中共的党纲和政纲问题,他要向莫斯科请示,不肯自作主张的原故。因此,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还是在威金斯基离华之后才实际展开的。
第五章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
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
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
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
海小组,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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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
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
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
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
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
约在一九二○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梅坤等二十
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
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
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
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
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
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
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一唐山铁
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
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
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
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
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
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①;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
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②。毛泽东之信仰马
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
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③。
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
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
是南北战争的要冲,人民久经战祸,一般青年不仅思想左倾,对于现实政治也较为敏感。在
近代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湖南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历史关系养成了湖南人一种崛强奋
斗的性格,“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早已为人所共知。那时(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满
北京政府的各派势力的人,都团聚在湖南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旗帜之下,以求避免战乱。毛泽
东等这一群左倾青年也支持联省自治,并与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广泛的接触。
在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共产小组以前不久,长沙另一派左倾青年以黄爱、庞人铨为首已经
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他们笼统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了
解得也不算透彻,但富有实干精神。五四运动时,各地的活跃青年竞起组织左倾小团体,但
各小团体之间不免有门户之见,这在湖南更为显著。黄爱、庞人铨等因受省外同道者号召团
结的影响,终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并未完全化除,而且仍
在暗中滋长。黄爱、庞人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因发动罢工,被赵恒惕枪杀后,湖南劳工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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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与共产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
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
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
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混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
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
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二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
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
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
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
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
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
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
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
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
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
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