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鸟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我的回忆 >

第183部分

我的回忆-第183部分

小说: 我的回忆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 
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 
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 
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 
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 
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 
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 
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 
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 
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 
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 
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 
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 
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 
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 
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 
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 
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 
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 

                                   131/166 

… Page 468…

                               《我的回忆》第三册  

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 
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 
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 
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 
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 
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 
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 
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 
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 
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 
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 
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 
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 
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 
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 
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 
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 
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132/166 

… Page 469…

                              《我的回忆》第三册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 
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 
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 
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 
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 
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 
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 
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 
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 
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 
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 
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 
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 
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 
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 
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 
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 
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 
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身材矮小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 
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 
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3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