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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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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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
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
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
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袭击,截掉他们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
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
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
调度人力兽力来运输粮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
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兽力,
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
给。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
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
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
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
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
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
呼吁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
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由任何界限。
红四方面军自毛儿盖与一方面军分手,以迄现在我们北上再度会合,期间经过,大致即
如上述。事实如此,是非得失,唯读者察之。
① 见《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译,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页至二三二页。
② 戴继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区的省委员,任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
③ 蒋鸿钧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篇 国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使整个时局为之改观:在国民党和南京政
府说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团结内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红军方面说来,
九年的苏维埃运动从此结束,中共成了一个特殊的在野党,红军及其所占领的区域,至少在
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一部分。这期间的经过,已有不少历史文献可供研究,这里仅
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①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
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
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
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内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保安是我所见到的线程中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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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
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
有一条由商店住房所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
色的菜蔬。总司令部人员就只有各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别挤住在同类的机关里。我们所带来
的红军学校学生,就合并在林彪所主持的红军学校里。
保安的荒凉和落后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里几乎没有读书的人,满清的时候,保安的定
额秀才,多是不识字的。直到那时,全县很难找出一个中学毕业生,这件事是我们谈论保安
文化落后时所常提到的。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
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主持经济财政的林伯渠
同志,就像周恩来在河连湾一样,聚精会神在那儿解决供应上的困难。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
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何在,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
汉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里的形势使然。
我在保安会见了林育英(我到时他因事他往,继闻我来保安,即忙赶回来)。他仍是和从
前那样热忱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
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
作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
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
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
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
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
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
我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尊重。我将已往经验扼要报告他,并问他准备采取
何种步骤,来弥缝过去有过的裂痕,并使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常化。他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
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事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
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并主张原任中央委员仍
旧,不过未来的扩大会议,可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已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
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
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
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很动人,相形之下,自
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文艺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
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②。他所知
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学生的反抗。
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
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
尤为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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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总共中央转移到苏区
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
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
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
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
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
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
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
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
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
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
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
做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
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
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
就,可以称之为“张扬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有张学良与杨
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
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
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
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
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
夏接通外蒙,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