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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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　
　“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　
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　
形险要，交通阻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　
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②，原驻在丹巴的刘文　
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　
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　
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　
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　
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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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　
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　
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　
部分的粮食，决不愿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　
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　
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　
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　
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　
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　
教学原子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　
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这间学校的训练条件，还不算坏，不仅教官优良，而且有适当的课本。我们在鄂豫皖办　
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　
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　
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　
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　
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　
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　
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　
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　
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　
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　
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　
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　
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任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　
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　
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　
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　
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　
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　
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　
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　
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　
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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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　
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　
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　
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　
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　
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折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　
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　
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　
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　
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身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　
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　
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　
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　
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　
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　
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　
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　
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　
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　
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　
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　
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　
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　
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　
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　
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　
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　
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　
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　
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　
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　
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　
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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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组织的军　
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　
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　
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　
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　
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　
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　
貌美等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