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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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
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
议,讨论当能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命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一
带,前置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低,为
南下开路。
我们由阿坝沿大金川南下行军颇为顺利。一般战士都觉得愈往南走,境况愈要好些,士
气很盛。我们离开阿坝草地,迅即进到了大金川的山峦地带。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间,
形成激流,两岸就是我们南下的通道。沿河较平坦地方,都有村庄或集镇,这就是农畜产品
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区域。我们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庄
稼往往为冰雹所毁,这也许就是这一带开发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几天,我们到达了卓克基。各军重要干部也都如期赶到了。这里虽仍是藏族地区,但
也杂居着不少的汉人,农业比较发达,较之毛儿盖阿坝一带,更适合于我们的生活。这一带
的人民与红军也相处得较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们,我还看见藏族在田野间举行盛大的跳舞
会。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
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
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军委
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确是突然的、秘
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接着,第五军团和地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
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
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
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在讨论中,到会者
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
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
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
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这次会议中,神情显得懊丧,对已经发生的事认为不应当有,表示惋惜。他这样
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圈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出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有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
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
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
利。一俟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
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
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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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
主任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
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我当时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分途奋斗多年,在懋功高
高兴兴的会合,又在毛儿盖突然分离,不禁感慨万端。我也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
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
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
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
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
第十九篇 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风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毛泽东从毛儿盖策马北溜,卓克基
会议群情愤慨。这两幕连台戏是分裂的高潮,也惊醒了我们这些游击英雄。每个人都从心底
深处喊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的呼声。敌人的压迫,使我们必须弥补分裂
所造成的创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由清除了我
们内部分歧根源。任弼时贺龙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西康地区与我们会师,也促成
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
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
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
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
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
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使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
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
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
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立定
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
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
我们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
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
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
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
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
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
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
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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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
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
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
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即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
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庐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庐山
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
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
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
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
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
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
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
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
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
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
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
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
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①,集结到了
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
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
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
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
“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