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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部分

我的回忆-第1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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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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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 
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 
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 
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 
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 
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 
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 
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 
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 
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 
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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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 
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 
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 
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 
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 
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 
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 
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 
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 
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 
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 
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 
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 
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 
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 
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 
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 
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 
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 
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布,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 
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 
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 
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 
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个 
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 
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办法,他们会引导牛 
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 
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我的通讯 
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 
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 
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不起中央等等。 
他就这样老羞成怒,一路叫骂着出去。  

    我听见他们的争执觉得好笑,但没有出面干涉。接着我的通讯连连长向我报告这件事的 
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 
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 
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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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 
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 
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 
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 
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 
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 
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 
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 
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 
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 
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 
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 
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 
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 
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 
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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