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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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
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
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
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
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
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
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
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
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
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
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
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
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
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
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
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
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
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
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
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
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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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
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
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
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
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
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
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
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
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
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
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
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
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
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
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
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
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
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所以我只
有去找陈先生商谈应否接受邀请的问题。陈先生主张我们四个人应前往参加,他自己则不愿
出席。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我们如果不去出席,只提
出书面意见或表示不合作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我和项英曾先后劝陈先生一同应邀前往,我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
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
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
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
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
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我便经由邓中夏通知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并由邓中夏为我办妥所有旅行的手续。
邓中夏这个热心的老友,对我的接受邀请,深感欣奋;对陈先生的拒绝,则耿耿于怀。他曾
要求我再去力劝陈先生,可惜我终无力改变陈先生的决心。而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也再没
有邀请陈先生游俄了。
我在上海八个月的地下生涯,至此告一结束,而再度驰赴遥远的赤都—莫斯科。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胡华主编,第一九一
页至第二二三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九版。
②“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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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③同上。
④同上。
⑤这次扩大会议的政治纲纪整饬案是这样的: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政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
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
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
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
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徐光英任汕头公安局长时,压迫工人,
滥行逮捕,而且杀害平民三人,予以一年监视的处分。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
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汉取消现
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
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
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
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国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包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
⑥这是我第一次从王一知口中听到罗易门的名。
⑦一九二一七年九月,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执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另有一部分
中央委员则认为这是破坏党章,足以招致祸乱,提议迅速召开第二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那时李济琛
任特别委员会广东政治分会主席,而张发奎率师返粤,以护党的名义,表示拥护召开第四次全会的主张;同
时采取军事行动,首先将在广州及虎门一带之李济琛的军队包围缴械,再派军分驻肇庆、惠州一带,以阻李
济琛的反攻,李被迫离粤。这就是所谓“护党战争”的经过的大略情形。
⑧关于外国军舰(美舰沙克拉明拖号及英舰莫丽翁号)掩护李福林部攻打长堤一事,一九五一年七月一
日广州《南方日报》所发表的《广州公社史略》一文中,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
⑨所渭吊线指捕房故意将嫌疑犯人释放出来,再派人暗中跟踪,以便捉拿其他有关的人犯。
⑩我和其他南昌暴动的首脑们,都被南京政府各悬五万元奖金缉捕。 ⑾见陈独秀《告全党党员书》。
第十四篇 在莫斯科
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经大连、哈尔滨,偷渡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俄境。在共产国
际所设立的边境接待站里,我办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续。全程约两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