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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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
① 蔡元培于五月九日留书北大教职员学生,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
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
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十一日北大学生又接其自途中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
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
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
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
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
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
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②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
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
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
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
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
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作反抗的
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
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
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
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
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
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
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
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
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
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
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
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
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
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向我:“你这位社会
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妈?”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
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
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
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
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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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处,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
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
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
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决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
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
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
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
出来。他们顾虑这样作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
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
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
孙中山先生在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
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
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
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
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
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
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
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
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
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
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
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
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
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
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
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
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
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
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
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
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
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
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
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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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
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
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
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
师说出一段极有份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
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
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
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
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
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
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
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
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
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
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
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