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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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学李的客　
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的军法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弄：虞是一个旧官僚，虽　
然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开始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　
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严刑。同学段锡朋挺身与之抗辩，表示学生　
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再接再励的干下去；如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　
已。这个官僚竟为学生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　
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等语，就离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时左右，北大学生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情绪中决定：立即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　
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共同组织，要求各校一致参加；推举段锡朋、方豪为北　
大学生会参加这个共同组织的代表；并推举狄君武、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陈剑修、鲁　
士毅、钟巍和我等分别担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文书、总务、讲演等各部门的工作。　

　　　　当天下午又在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二十个学校的代表参加，通过决　
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清华学校和其他教会　
学校以及女高师等女子学校也纷纷组织学生会，并先后加入学生联合会。这样，这个共同组　
织就名符其实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这次会议还决定：学生联合会以“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为主旨，提出“收回青岛”“惩　
办卖国贼”等具体要求；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响应。这个代表会议后来根据学生　
联合会章程改名为评议会，负责决定政策方针。评议会由每校推派两位代表组成，其议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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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处事的敏捷果断，确表现出它是指导爱国运动的重心；所以当时舆　
论誉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最优良的“雏型国会”。　

　　　　这次会议为了迅赴事机起见又决定：以北大学生干事会代行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职权；　
因此，北大就成了这次运动的总枢纽。我这个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讲演的人，也就成为学　
生联合会第一任的讲演部长；所有学生联合会的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　
体、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工作，都由我所领导的这个单位来执行，事实上此后学生会许多轰　
轰烈烈的活动也以这一单位为骨干。　

　　　　五月四日北京所发生的这件大事，像风暴似的震动着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　
大。各大城市的学生们纷纷起来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讲演，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　
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　
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　
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　
运动。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个同学终于释放了。当时段祺瑞这亲日巨头并未直接执政，虽　
不愿轻轻放过这些学生，但究不能为所欲为。全国舆论都站在学生方面，亲日派显得孤立了，　
曹、陆、章三人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里多数官僚政客，一时为爱国心所支配，也或　
多或少的同情学生。这一切使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的摆布。这　
样，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残学校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以平民　
愤。　

　　　　然而拥有实力和日本支援的亲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们痛恨北大，集中目标攻击蔡元培　
校长，非迫令去职不可。蔡氏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　
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　
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　
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　
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　
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　
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　
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　
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　
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　
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　
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　
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　
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　
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　
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　
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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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　
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　
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　
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　
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　
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　
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②的组织。这个新兴　
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　
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　
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　
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　
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　
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　
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　
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　
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　
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　
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　
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　
窗风味。　

　　　　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　
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　
扬。“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　
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　
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压迫学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　
惊慌和不满，一部分商店并关闭店门，停止营业，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各女学校的女学生　
也都跑到街头游行讲演起来了，城外兵营里一部分士兵也有响应学生的风声。军警当局不得　
不关闭城门，防止更大混乱。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　
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舆情鼎沸，举　
国骚然。　

　　　　颟顸的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　
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　
鼓励了同学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派　
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微　
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动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　
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的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末我们将更能认识五　
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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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　
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　
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