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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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例说明，这个时期的中国乡村出现了人才空虚和教育衰败的景象。农村文化生态结构已经失衡与蜕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宗族一般拥有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以及族学、义学等，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受宗族的资助，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但在科举制度废除后，随着传统文人士绅的衰亡，宗族制度与学田、义田、族学、义学的衰落，乡村人口的识字率甚至不如19世纪以前。在19世纪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大约为20％，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人口识字率都低于这一比例。如抗战前后湖北省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只有16％。若仅就农村人口的识字率而言，其比例则更低。据抗战时期的一般观察，士兵的识字率在10％以下。以此衡测当时中国农民的识字经，当亦不差。
自西潮东渐以后，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带有西化色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自然比日趋衰败破落的农村具有吸引力。加之城市集中着财、权力、名位等社会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农家子弟一旦接受中等以上的新式教育，便尽量留在都市而不愿返回乡村。大学毕业集中于大都市，中学毕业也想方设法留在省城和县城。城市成为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工作活动中心。1930年，上海《民国日报》有一篇题为“乡村颓败了”的文章这样写道：
“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乡村小学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都会的漩涡卷去了乡村的干柱，剩下的只有老弱和稚幼。乡村衰败了，没有一些生气，和黄褐的土块成了调和的色彩，死静、凄泠、枯暗、荒塞、简陋占据了整个乡村。”
知识分子城市化潮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初具规模。当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还主要是旧日士绅中的一部分。当新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后，城市化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此，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分布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在精英城市化的潮流下，乡村社会成为一个被精英遗弃，管理日趋失序的地区。据1934年湖北省襄阳县县长称：“近数年来，士大夫阶级类多全家去乡，侨居他埠，而无产失业之徒，或从戎，或附匪。其土着大多数为自耕农，识字甚少，程度极低。故甲长中什九不识字，保长虽较优，而识字人数亦不逮半数。保甲制度难于推行，实亦原因之一。”襄阳县的情形是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缩影。
知识分子群集都市，使都市各部门人浮于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1936年5月，蒋介石在一次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谈到，邮政局招收邮务生，普通机关招考录事，每月薪金不过一二十无，往往只有两三名缺额，而有几百人应试，其中不少是大学毕业生；而另一方面，地方自治人才却非常奇缺，“一省之中，省政府主席及民政厅厅长常觉到县长人选困难，能够一肩担起筹备一县地方自治的人才，极难物色。一县之中，县长又感觉到区长人选困难。至一区之中，乡镇长人选亦复困难。至闾邻长则更人选困难。”梁漱溟于20年代末着手乡村改造运动时，“所最感困难的问题：一就是村中无人，一就是村中无钱”。他于1929年从广州北上，游历考察了江苏昆山徐公桥、河北定县翟城村以及山西太原等地的乡村必进运动。他发现村长问题是各处所共同困扰的一个难题。他在考察记中写道：“象今天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村里呢？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最后可以说，好人亦不住乡村里了。”这里，梁漱溟所谓的“好人”到底指哪些人，不详所指。而有钱人和有能力的人相继离开乡村后，乡村人口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贫弱无助的穷人，一类是游手好闲，作恶乡里的流氓地痞。其结果，乡村教育日趋退化，乡村自治日趋衰败，乡村宗族组织逐渐萎缩，与此同时，土豪恶霸等乡村边缘势力乘机崛起。
四、民国时期绅权的社会构成
在20世纪以前，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国家各级官僚的选拔体制，也是基层地方社会精英赖以产生的主要途径。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利用儒家规范性意识形态，将官僚集团与绅士集团统摄于共同的国家统治目标之下。科举停废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未能建立。官僚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作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仕途从此杂滥。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精英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蜕变。科举之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绅士地位，为跻身于地方精英之列的一条主要途径。科举一去，“绅”的正规来源断绝。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但与传统士绅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分析民国时期“绅”的社会构成，除了少数前清遗留下来的一批举贡老爷外，多为民国时期的“新贵”。那么，民国时期跻身于地方“绅士”行列的“新贵”，其来源如何？下面列举的几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民国初年湖北襄阳县东津镇的三位“新乡绅”
王殿甲，原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是个革命党人，当过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为东津镇的绅士，和其他绅士一起处理镇上的大小事情。
樊德斋，木场学徒和木材商人出身，读书识字甚少。辛亥革命时，通过江湖会当上了地方保卫团团总、区长，依靠经济和政治势力而成为东津镇的大绅士。
宋德山，原本是乡镇上的一个二流子，辛亥革命时，曾当过一个相当于连长一级的队官，这样，他也成了东津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
以上三位“新乡绅”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爷，一是学徒、商人，一是二流子。很显然，他们原来都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他们爬升到社会上层，跻身于“绅士”行列的阶梯，已不再是传统的科举功名，而是强权武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杂途”出身的“绅士”在东津镇并未遭到传统正途士绅的排拒，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正途士绅的认同的接纳，才跻身于“绅士”行列。如王殿甲回到家乡时，乡镇上的绅士没有一个不去拜望他的。王也因此而身价倍增。
（二）30年初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
表1－3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动态表（930年）
姓名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职业及经历备考
何子贞中学毕业大专肄业曾任小学教师、县公安局长、警察队长、国民党党员劣绅
何学才收租几十石，承包牛岗税曾任县衙刑房书吏、堪舆劣绅
范明才收租八十石曾任县保卫团总劣绅
潘明征收租一万石，财产总值三十万元儿子做过县财政课长、县保卫团总、县长、县党部委员全县豪绅领袖
刘土垣中学毕业收租千石以上地主全县第二大土豪，但不活动，在县里没有权
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收租四百石曾任县教育局长、工程师、国民党员新寻派领袖
黄甲奎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教员、国民党员新寻派分子
何挺拔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胡镜如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县政府科员土霸
潘明典前清拔贡收租一百多石做过县知事、县教育局长等“寻乌五虎将”之一，很规矩
赖鹏池前清附生收租五百多石地主不与外事
汪子渊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团总劣绅
罗佩慈收租二百石做过县长豪绅
陈吐凤前清秀才收租二百多石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
邝太澜前清秀才“寻乌五虎将”之一
彭子径前清秀才收租三百石清末做过县衙巡检，民初曾任县财政局事务员“寻乌五虎将”之一
易颂周前清秀才收租二百石劣绅
钟咏柳留日出身收租二百石曾任武穴警察局长、本县实业局长反动首领
钟星奎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谢肇凡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团总、县府秘书新寻派分子
资料来源：毛ZD：“寻乌调查”，《毛ZD文集》第1卷，第171－1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上表所列江西寻乌20位权势人物，大致可分为新旧两代：由前清拔贡、附生、秀才组成的旧士绅和新式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士绅。据毛ZD调查，当时该县尚有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但这些人大多已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显然他们已退出乡村政治舞台。过去秀才出身的“寻乌五虎将”已经倒台，已由中学毕业的一批“新寻派”取而代之。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新旧两代递嬗之际。当时，寻乌县共有大学生30人，中学生500人，小学生1300人。大学生多数侨居在外地大都市。在寻乌当地称霸的主要是一批中学毕业生。
从经济状况观之，这些人多为大中地主，但并非所有的大中地主都能成为权势人物。大中地主中相当一部分不问外事，被当地人称作不中用的“山老鼠”。从表列20人的职业及经历观之，多数曾出任过县一级公职，纯粹靠收租为生的地主很难进入士绅行列。这一点仍和科举时代相同，即以参与地方公事为前提，用寻乌人当时的说法，就是这些人“能到衙门话事”。20人中，只有一人被认为“很规矩”，两人一与外事，而被明确指称为“劣绅”、“土霸”和“反动首领”的却有八人之多。
（三）民国时期鄂西七县十二位地方权势人物
表1－4民国时期鄂西十二位权势人物动态表
姓名籍贯生年家庭及父辈职业教育程度主要职业权势资源备考
张文和建始1900世代经营糖食业，姑父为老绅士中学毕业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县中心小学校长、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三四十年代，张文和、范煦如、徐海如、罗裕民四人号称建始县“四大天
范煦如建始1905经营土布生意，世有土地私塾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县自卫大队长、区长、县银行董事长、县三青团分团干事长等王”，把持了整个县的军、政、财、文大权，历任县长受其节制，并在地
徐海如建始1907大地主，伯父是秀才教会学校办教育兼营商业小学校长、县民众教馆馆长、县议员、县党部书记长方买田置地，承包税收，把持乡政，走私贩毒，同时交接官府，把持地方
罗裕民建始1896开中药铺，小有土地略识文字经商，办硫磺厂汉流大爷，县自卫大队长、县参议员、县党部执委各级民意机关。
王献谷恩施1893父、叔父均为前清廪生，县商会会长私塾经商、返运鸦片汉流首领、县商团副团长、商会主席等父辈为清末民初地方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