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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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
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
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
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
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