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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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统计，朝鲜战争使美国花了180亿美元，越南战争则花了1650亿美元。一种估计是，加上通货膨胀和行政管理费用，折合成今天的美元，美国打朝鲜战争花了2650亿美元，打越南战争则花了5700亿美元，而且还死伤了几十万人。
印支战争引起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美国曾掀起过3次全国性的反战怒潮。美国人民把入侵印度支那，斥之为“最肮脏的战争”。美国当权者也认为是“得不偿失的悲剧性的错误”。现将美国有关当权者和某些议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或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对这场战争所表示的忏悔和某些供状转抄如下，以供读者鉴赏。
林登·贝·约翰逊总统：（此人在扩大侵越战争中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但他在回忆录中躲躲闪闪，极力为自己辩解，推脱罪责。）
“我们涉身南越，其中心始终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我们卷入进去的更大目的，始终是帮助东南亚国家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独立的能够自主的成员，使它们自己保持和平，同其他一切国家保持和平。
“肯尼迪总统认为，我国对东南亚的安全负有义务，东南亚条约规定了这一义务，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总统加重了这一义务。肯尼迪总统在很多场合都解释了他采取这个立场的原因。到1963年末，他向南越派遣了16000名左右的美军，使我们能更好地实现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所作出的保证。1961年5月8日，肯尼迪总统写信给吴庭艳，并要我亲自递交给他。肯尼迪告诉吴庭艳总统，他已‘作好准备同你一道加强努力，以取得反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并进一步发展越南的社会和经济’。
“第二天，5月9日，约翰逊夫人和我乘坐总统专机离开华盛顿出国。同行的有肯尼迪总统的妹妹琼和她的丈夫斯蒂芬·史密斯。我们子5月11日晚间抵达西贡。5月24日返回华盛顿，向总统谈了我这次旅行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是我们打算作出重大努力支持东南亚的自由力量以对付共产党国前在该地区的扩张，还是把这个地区丢掉，这是美国最终必须作出的决定——而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作出这一决定必须充分认识到要持续不断地在人力、物力和美国的声望方面付出极大的代价。作出这一决定要认识到在某些时候我们还可能面临要作出进一步的决定，即如果我们的其他努力还是失败的话，我们还要决定是增强还是削减甚至撤走在这一地区的美国部队。我们必须保持作出这些决定的主动权。我们在东南亚所干的，应该是为解除这一地区的威胁而作出的合理计划的一部分。它必须包括每一伙伴根据其能力和资源所能分担的一个明确的规定。我建议我们要作出一个明确而有力的行动计划。
“肯尼迪同意这一估计。他把我们对东南亚的义务看成是我国抗击侵略的一个严肃的表示。（从此，越南战争就沿着逐步升级的道路滑下去——作者注）
“当我行将离开白宫时，并没有在越南取得一个公正的、体面的和持久的和平，我的这一遗憾心情谁都难以体会。但是，在这些转变岁月的最后阶段，我觉得，我向我的继承人留下的局面，要比几年前更有希望，更好处理些。
“对我们在越南的所做所为，有某种程度的强烈反对，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觉得这超过了讲道理的辩论和公允地表示不同意见的界限。它变成一种严重的自我作践。在我思想上，我坚定地相信这种意见分歧拖延了战争，妨碍在公正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纵容敌人，损害朋友，削弱了我们的国家。
“那些制造分歧、反对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所作出的决策和那些使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的人，有必要看一下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那些烧毁入伍应征书，挥舞着越共旗帜和恶毒咒骂警察的人，有必要客观地想一下他们的行动是否使那些为我们大家英勇奋斗的人们所进行的事业一也是亚洲人为了他们的民族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拖得时间更长、更加困难、更有危险性。那些撰写这些事件一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人，应该们心自问，他们所作的种种估计是否确切、公正、客观，他们的个人感觉是否影响了他们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从而影响了舆论的平衡。”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
“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受尽创伤的经历，对越南人来说是备受痛苦的经历，对苏联人来说则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它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关键性战役。
“肯尼迪总统向南越派去16000名美军充当南越正规军的作战‘顾问’，但是，吴庭艳遇害以后，局势继续恶化。河内在1964年派进了军队，以便在南越政府垮台时能够接管权力。到1965年，南越濒于崩溃。为了防止北方征服南方，约翰逊总统在2月份开始轰炸北方，3月份，第一批独立的美国作战部队在岘港登陆。随着我们的卷入加深，到约翰逊离职的时候，在越南的美军达到55万，美国做法的致命弱点已变得很明显了。
“越南战争像朝鲜战争一样，是一场有限战争。美国在60年代过于冲动地投入战斗，后来又表现得大优柔寡断。
“战争的‘美国化’破坏了越南人的士气，战争的长期化又破坏了美国人的士气。
“1973年4月、5月和6月，水门事件危机削弱了我的权力，因此，我虽扬言采取报复行动，但并没有采取。当时，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8月15日为美国停止对柬埔寨进行轰炸的日子，而且对美国在印度支那任何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拨款，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这项法案的结果是使总统没有办法通过对河内违反协定的行动进行报复来执行越南和平协定。
“我们在越南的失败大部分责任要由国去议员承担，因为正是他们剥夺了总统——先是我，后来是福特总统执行和平协定的权力，正是他们拒绝向南越人提供他们为了在平等地位上应付北越攻势所需要的军事援助。
“但是，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形势所左右。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这些关键年头，美国领导人没有拿出能够获得胜利的战略。相反，他们先是破坏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后来又把一批又一批的美军和物资源源运往南越，劳而无功地支持后来几个软弱的政权。他们欺骗了公众，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从而为以后的失败主义和蛊惑民心的宣传准备了条件。人们对美国人民说，战争胜利在望，然而战争却需要作出越来越大的努力，而战况又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这就不能指望美国人民继续无限期地支持这样一场战争。
“如果美国坚持到底，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证1973年1月23日的和平协定得到遵守，苏联领导人本来不会那么想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侵略性试探，我们的友邦和盟国对于美国意志的可靠性和美国力量的有效性也不会那么怀疑。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在回顾10年来在越南牺牲的人员和损失的金钱时可以感到骄傲，而不会感到遗憾和失望，这种遗憾和失望心情使许多人甚至在可能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时候也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不要再打越南战争了。’”
亨利·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越南问题也许是一场悲剧，美国本来是根本不应该闯进去的；但是既然闯了进去，作为一个大国就不能狼狈不堪地逃脱出来，而是应该走得光彩体面。”
“60年代中期美国大规模战争升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河内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从而在美国造成了动乱。”
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越南问题是一场大悲剧。当你去掉所有左右美国政策的自以为是的原则以及地缘政治理论等后，你就会不得不论及其功绩。假若说在越南问题上有什么功绩的话，从来就没有多见过。
“60年代以前我很少考虑印度支部问题当肯尼迪总统上台时，在越南的美国军事人员不到1000人。他们在那儿是军事顾问，不卷入战斗。我觉得国会中当时谁也没有对印度支那表示关注。就我所知，外交委员会中没有人到过印度支那。
“但是，到1964年，形势很明显地急剧恶化。8月5日，约翰逊总统将我和其他国会领导人招到白宫，他告诉我们，北越海军舰艇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公然违犯海上航行自由，在东京湾向我两艘驱逐舰进行攻击。我们被告知，美国受到了攻击，在这样的时刻，形势需要我们紧急、迅速地表明国家的团结，总统的态度很明显，假若胡志明看到我们的决心和团结，他就会谋求和平，坐到会议桌前，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问题。这就是约翰逊总统为东京湾决议案提供的基本前提和辩词。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又很清楚，接受这种说法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整个冷战时期，国会很长时间内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或断定的紧急情况下，都对总统持默许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会轻易上当的部分原因。当时很少考虑有人对我们说谎。
“总统将东京湾决议案起草后送交国会。决议案首先提交给众议院，并一致通过，然后交给我，我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要向参议院介绍决议案，并完成表决程序。
“回想起来，我明显地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举行听证会，详细地对其进行审查。但我们却要为其辩解，决议案的全部份量都是心理上的，任何不和或犹豫都会破坏可能给北越人造成最强的、心理上压力的目的。决议案所表达的是和平途径，而不是战争。
“我们当时也处在1964年总统竟选的中期。我认为约翰逊是和平的缔造者，他曾发表讲话，反对将我们的年青人送往越南。另一方面，我想到戈德华特，他是一个好战分子，曾威胁要扔原子弹。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影响了我的态度。犹豫不决，对政府的建议怀疑，都会露出损害总统、不承认其为国家领袖的态度。同时，我也是林登·约翰逊在阿肯色州竞选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67年对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调查。这项独家调查表明，在东京湾决议案前，政府已确定其政策。他们已经决定，如果他们不得不行动，政府就要进行干涉，并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使胡志明屈服，制止他占领整个越南。政府只不过是在寻找机会得到国会的合作。当这些宣称的攻击在东京湾发生时，美国政府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他们歪曲了真相。他们知道根本就没有受到挑衅而发起的攻击。我确信，政府也清楚南越人进行了挑衅，这将引起某种报复行动。他们还了解这种所谓的攻击根本谈不上攻击。事实是约翰逊应该对此了如指掌，虽然我无法确定他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被告知的情况歪曲了事实，总统应该负有责任。后来，海军上将特鲁斯给我发来一封电报，电报说，根据他指挥驱逐舰25年的经验，他怀疑这次攻击的整个说法，他对整个事情表示怀疑。我们组织了听证会，推翻了导致东京湾决议案的官方说法。
“只是在后来举行那些有关东京湾的听证会时，我才真正感到我们受了欺骗。从此以后，我对政府的说法很少相信。我知道我本应该多生一些疑问。假若我当初了解这是一场骗局，一片谎言，我的反应当然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