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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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所把100人的校官分为两组:态度比较积极的50人为一组,比较顽固的为另一组。“进步组”的战犯住在靠里面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住在临门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天天聚在一起玩用纸做的麻将和围棋,一边闹哄哄地玩,一边借题发挥地发牢骚。“进步组”每天都在认真学习,讨论。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我用这只手曾杀害过中国人民,可是今天,中国人民却使我由鬼变成了真正的人。”
“我们接受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认罪服法。”
晚上,他们以祈祷般的感情唱起了在西伯利亚学会的进步歌曲:
“烧光的痕迹,
烧光的痕迹,
在烧光的痕迹上,飘扬着红旗”
这像是手挽着手唱出来的高昂歌曲。这边的歌声还没落,那边就有人撕扯着嗓门唱道:“烧光的大粪,烧光的大粪,在烧光的大粪上飘扬起红旗。”
“顽固组”的战犯们放肆地大笑。他们觉得还不过瘾,四个监房便串通起来,主动发起进攻。晚饭后,“顽固组”四个监房的战犯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日本歌曲。这间监房里传出了《义太夫节》:
“去年秋天得的病”
那个监房里唱起了《浪花节》:
“这小子不死,也治不好病”
四个监房的战犯一边像发疯一样地狂呼乱吼,一边有节奏地拼命拍掌、敲打床板,狂乱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监狱。
校官、将官、尉官,那些顽固的家伙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挥舞着拳头叫喊:
“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帮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的,你们无权关押我们!”
“我效忠天皇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我宁愿为天皇而死!”
“赶快把我们统统地放了,不然日本政府是不会答应你们的!”
“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再让太阳旗在这里飘荡!”
藤田茂骄横地说:“日本对中国作战,要说有罪,日本人民全都有罪!”他还扬言要自杀。铁警中将司令官濑谷启还写信给儿子,要他“参加日本军队,为天皇效命,为父报仇”。中尉毛高友赋诗曰:“敢叫武士蒙羞辱,且看腰刀斩肉泥!”少尉三轮敬一吓唬同伴:“谁要是交待罪行,就等于伸出脖子自愿让中国人杀头!”岛村三郎等战犯起草了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抗议书,暗中传到各监房进行讨论。
管理所严厉地训斥了战犯的狂妄言行,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把岛村三郎等7名闹得最凶的战犯实行单独监押;挑选一批表现好的尉级战犯与将级战犯混合关押;组织系统理论教育;对重点对象,由管教干部分工调查,针对不同心理特点,个别进行政策攻心。
从调查中了解到,24名将官中近半数存有自杀念头。管理所严正告戒他们:“自杀是懦夫的行为,是抗拒认罪的行为,死后也同样要治罪!”
岛村三郎被关在单人监房中,一会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一会儿感到恐惧。他感到精神很累,就木木地坐在地铺上,呆呆地望着从窗口投进来的一动不动的阳光出神。他听到门响。佩带着中尉军衔的张绍纪指导员走了进来。
张绍纪穿着锃亮的黑色筒靴。他走到地铺边坐下,把一沓白纸和一支铅笔推给岛村三郎。“岛村,”他的神情严肃、而声音柔和:“把你所犯的罪行写出来交给我,尽可能写得详细点。”
“我没有什么罪恶,前几天在礼堂我已经说过了。”
张绍纪依然是不温不火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把你自以为做得对的所有事情详细地写出来。”
岛村三郎原以为今天又少不了要吵一架的,这下只能把憋足了的邪气泄掉。张绍纪是原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次子,曾与其父亲一道被关押在伯力战犯收容所,照顾他年迈的父亲,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军官,战犯们这才弄清张中尉的身分,他原来是隐藏在他们鼻子下面的共产党员。岛村三郎刚知道这件事时,对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也把张绍纪看成一个了不起的神秘人物。
岛村三郎默默地把纸和笔往张中尉的身边推了推。
“那好吧,”张中尉站了起来:“等你想写的时候再写吧!”
…
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3)
…
张绍纪走后,岛村三郎抬头看了看墙壁高处挂着两个监房共用的照明灯的窟窿,拿起笔在白纸上刷刷地写下一行字:“我绝对不写!你怎么样?”他把纸折起来,踩着垫高的被子,把纸条从窟窿里扔进了隔壁监房。
不一会儿,窟窿里扔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也不写,我把纸和铅笔都扔到走廊上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岛村三郎把脸贴在布满冰花的窗玻璃上,看着房影慢慢地爬过石子铺的小路和汽车的辙印。他希望太阳不要移动,恐怖的夜不要来临,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他回到地铺边坐下,望着狱墙发呆。苍茫的暮色降临了。
他仿佛听到一阵阵惨叫声。他想起来了,他在特务机关时,不分昼夜地把抗日军民抓来,进行刑讯拷问。坐电椅、灌凉水、用烧红的铁棍烙身体,把厚纸做的衣服裹在赤裸的身体上点火烧他听到了刺耳的惨叫,闻到了皮肉焦糊的气味。他看到一个燃烧着的火人笔直地向他跑来——
岛村三郎克制不住地从地铺上猛然站立起来。他想起来了,他在任伪肇州县副县长时,指挥部下在县城外的冰天雪地的丘陵地枪杀了30名抗日联军的战士。在震耳的枪声中,烈士们倒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火药的硝烟还没散尽,两名狱卒便跳下坑去,“当当”地从死者血糊糊的脚上砸下铁镣,然后泼上汽油,在上风头点燃了大火。当熊熊烈火卷进土坑的一刹那,尸堆中突然发出“哇”的一声惨叫。一个火人冲出大火,笔直地向他跑来,相距还差3米的时候,火人倒了下去,翻滚了几下不动了。
次日早晨,岛村三郎从墙窟窿里向隔壁监房扔过去一张纸条,写道:“深感羞耻,我已改变想法,准备写材料。”
墙那边也扔过来一张纸条:“如果你写,那么我也写吧。”
除恶要除根,治病要治本。管理所采用摆事实、算细帐、揭内幕的教育方式,集中力量,把斗争的锋芒对准这些神佛迷信加皇道、武士道精神的大杂烩,对准了军国主义思想和反动的世界观,猛力攻击和摇撼战犯们的精神支柱,扫除笼罩在他们眼前和心头铁枷般的浓云密雾,使他们重新认真思考人生与社会,一步一步地从邪恶与愚顽中走出来,看到和清算自己过去犯下的罪恶,同时又看到光明和希望。
学习文件、讨论、出墙报、看电影像春风细雨对于荒芜而没有完全死灭的土地,被静静地吸收着。没有完全僵死的视觉和思维,渐渐长出了淡紫色的嫩芽,紧紧包裹着心灵的冰雪在融化,初露的泥土显得脏浊而驳杂,但良知在其中慢慢地复苏了。
他们已经能够依据事实进行观察和思考。他们看到了被铁蹄和烈火蹂躏的中华大地,伤痕累累,血泪成河;他们认可了天皇是个大地主的残酷事实;他们看到了自己像只被皮绳驱策着的恶犬,凶残而可怜的形象。当在《广岛》、《混血儿》、《原子弹》、《战火中的妇女》等影片中,看到自己国土上的失业、饥饿、流浪、斗争和血泪,看到在美军统治下产生的50万“胖胖女郎”、数以百万的混血儿和性病患者时,悔罪的泪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襟和枕头。
中将师团长岸川健一患了癌症,管理所专门为他做适口的饮食,看守员孙世强、孟广岐处处细心地照料他,给他倒屎倒尿,他想他再也没有心思和力量像过去那样向天皇遥拜了。土官宫岛司在院子里玩球失手打碎了玻璃,管教员刘长东走过来,脱口便问:“手碰伤了没有?”岛村三郎从妻子的来信中,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汽车撞死了,管教员崔仁杰陪他坐了一个晚上,同他交谈,关照他说:“这几天你好好休息休息,可以到特别灶去吃饭。”长井手茂得了脏器神经症,痛得在床上打滚,被送往抚顺矿务局医院治疗,他—步也不能走,医生温久达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他从一楼哭到三楼,泪水湿透了温医生的衣服。病愈后他说:“天皇只用一分五厘钱的征兵邮票,就把我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为他卖命,我的生命不如一匹军马值钱。在中国,我禽兽般野蛮的暴行使难以计数的中国妇女、儿童失去了亲人,我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今天我作为罪恶滔天的战犯得了病,中国政府却花了很大的力气使我恢复了健康。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不能对中国政府的仁德和天皇的罪恶视而不见。”高血压、瘫痪病、肺结核、梅毒得到了积极耐心的治疗。视力衰退的战犯配上了眼镜,掉牙的战犯配上了牙,腿残的战犯装上了假腿。
监房仿佛变得宽敞明亮起来。图书室产生了强烈的磁力。医务室充满了人间的鸟语花香。文体娱乐场所传出了阵阵欢笑声。
饭菜是充足可口的,每天晚餐的面食变着花样:烤面包、馒头、花卷、面条、豆沙包子、肉馅包子、油煎饼、糖三角等,一个星期没有重样。战犯们还吃到了自己种的菜豆和养鸡产的鸡蛋。
永富博之用镶上的牙齿嚼着香喷喷的花生米。他想起在山西闻喜县白石村的一次扫荡中,他用刺刀扎进一个中国平民的嘴,刺穿咽喉,割下舌头,把牙齿全部打掉的情形。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895号!”看守员在监房门口低声叫道。
岛村三郎乘上一辆用卡车改成的囚车,车上用胶合板隔出四小间。车子跑出一公里左右,在一座较大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他被带进这座建筑左侧靠里面的一间屋子。
…
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4)
…
一进屋,迎面扑来一股热气。屋中央的火炉吐着的火苗,上面坐着一把圆形水壶,烧开的水在噗噗地响。靠窗户整齐地摆着三张写字台。检察官张仪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大约有二十七八岁。
“请坐。我叫张仪。”他很简洁:“你是从何时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的?”
“1934年5月2日,我为了上大同学院来到满洲。”岛村三郎故意回避“侵略”这个字眼。
“那么,把你来华后的履历谈一谈吧!”
“在前些天交的笔供里,我把情况都写进去了。”
张仪哈哈冷笑一声,从黑皮包里取出“笔供”:“就这么简单?”
岛村心神不定地说:“我是按贵国的要求写的。”
张仪检察官用日语将岛村三郎的供述材料念了一遍,然后猛力一拍桌子,厉声训斥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你必须认真交待!”
苏联移交给我国政府的战犯,其犯罪地点遍及各沦陷区,调查工作是相当浩繁艰巨的。公安司法部门从各地调集了大量人员,除了到受害地点找被害群众进行调查外,一部分检察官、书记员、翻译员、办事员来到管理所,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开始对战犯进行侦审。管理所周围的所有大建筑,都成了审讯室、办公室和宿舍。房源不足,在管理所院内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许多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