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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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多次陈述的，当时中国军队的行动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实在无可奈何，对方的冲击使我们产生了恐惧感。或许我误解了检察官的审讯，您是否认为所谓的武力冲突是由日本军队挑起的？在我关东军方面以前曾发生过河本大作事件，为此河本大作受到了处罚，使关东军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是对方挑起的，我们决不能逃避军人的责任。〃
天网恢恢，石原莞尔终未能逃脱天罚，于1949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周年日病死家中，比东条英机的死晚了不足一年。
板垣提到的炸死张作霖事件，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序曲，其主谋河本大作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928年4月初，蒋介石指挥北伐军挥师第二次北伐。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由于李景林部倒戈，万福麟部哗变，元气大衰，在与北伐军的作战中连连失利。日本关东军见时机已到，预谋当张作霖的军队败退到东北时，以战乱波及满洲、必须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由，一举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使他成为光杆司令，然后胁迫他当傀儡。但由于大举侵略的准备与时机都不成熟，天皇迟迟不下敕命。6月前后，大量奉军撤至东北。身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被迫放弃原计划，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运思，他设计了一个万全的谋杀方案。他把守备皇姑屯地段铁路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队长东宫铁男中尉等叫到自己的宿舍，向东宫交待了任务，亲手交给他一千元行动经费。1928年6月1日夜，北京车站空荡无人，张大帅与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坂西特务机关副官土肥原贤二道别后，登上了他的专列花车。4日拂晓，河本大作登上沈阳铁路广场旁的东拓大楼的了望台。5时30分，张作霖的花车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轨旁。浓烟散去，现场竟然躺着三具穿着北伐军士兵服的尸体。身负重伤的张作霖被送到沈阳督军府，〃凶手抓到了没〃他想抬起留着大胡子的军阀的面孔，但是死神已经降临。
日本参谋本部为谋略研究所用，于1942年12月1日留下了河本大作的手记。他在有25页格纸的手记中写道：〃当时的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与张作霖谈判，当谈到与他不利之处，他便称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焰比华北的军阀更为浓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1928年5月下旬，七千关东军从旅顺移到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中国军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我们在铁轨上装设了三个脱轨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脱轨，以便拔刀队来解决。当时中国方面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防止盗用，我方在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
〃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河本大作还写道：〃这个事件过后，我要石原莞尔来关东军帮我。那时我已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这是凶手的亲笔记录，它不仅披露了炸死张作霖的真相，而且从事情的性质上证明，〃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可惜这个材料一直被密藏着，迟至70年代才被发现，如果当时就被国际军事法庭掌握，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推断会更加准确有力，一些重大的历史结论及某些战犯的命运将被改写。
〃皇姑屯事件〃轰动了全世界，日本国内要求调查事件真相的呼声也很高。但足足压了一年多，直到1929年7月，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河本大作才被停职。一年后他出任〃东京中日实业公司〃顾问，换瓶不换酒，继续从事侵略中国的阴谋勾当。
〃九·一八〃事变前夕，河本大作受参谋本部之托，携带5万日元的机密费，专程到沈阳交给了土肥原特务机关，作为炸柳条湖铁路的经费。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几个热昏的阴谋脑袋又在一家日本酒馆的酒桌上凑到了一起。板垣等人介绍了他们的行动计划，河本大作不断地往里兑酒，阴谋又一次发酵膨胀。在回国途中，河本大作不负老朋友们的重托，经过一番游说，得到了〃满铁〃和驻朝鲜日军的承诺：一旦关东军行动，它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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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凶殊途同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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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至1945年，河本大作先后任〃满铁〃理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等职，从事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在东北期间，他依仗关东军的力量，巧取豪夺，逐步霸占了那里全部的煤炭资源，每年掠夺的煤炭高达一千余万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在他的经营下，工厂从36个增至42个，资金由三千万日元增加到八千万日元，生产大量的钢铁、煤炭、棉布、皮革，除直接供应驻山西的日军外，还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为了最大程度地实行掠夺，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他强征劳工，不顾他们的死活，用刺刀和皮鞭逼着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封闭劳动。矿工们吃冷窝头，喝煤沟里的黑水，加上每天超强度地干活，不断有人病死、累死。而井下条件同样恶劣，冒顶、片帮、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时有发生。抚顺煤矿仅在1939年就伤亡矿工10190人，平均每掠走八百吨煤，就遗下一具中国矿工的尸体。在日本人统治期间，山西大同煤矿被迫害死的中国矿工达到60000余人。
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后又伙同伪山西省日本顾问城野宏等人发起所谓〃在晋日人残留运动〃，加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1949年4月，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在牛佗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太原解放后，这个〃双料〃战犯被公安机关逮捕，但还未及审判，便因病在太原战犯监狱一命呜呼。
*第五章强弓崩坼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同胞投入战火与灾难时，所有的被告人都站在荒诞的基石上，异口同声地阐释着一个邪恶的真理。他们说：“日本有8000万人口，而领土狭小，缺乏一切物质资源，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向、满州、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展‘呼吸空间’。”东条英机按照这个逻辑响亮地回答：如果不进行战争，“我们的民族将等待毁灭。与其坐守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冲出包围，去寻找生存的手段。”多么响亮！但它只能证明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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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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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同胞投入战火与灾难时，所有的被告人都站在荒诞的基石上，异口同声地阐释着一个邪恶的真理。他们说：“日本有8000万人口，而领土狭小，缺乏一切物质资源，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向、满州、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展‘呼吸空间’。”东条英机按照这个逻辑响亮地回答：如果不进行战争，“我们的民族将等待毁灭。与其坐守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冲出包围，去寻找生存的手段。”多么响亮！但它只能证明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金钱和土地。野兽扑出去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需要支撑它的力量。19世纪的战争理论家约尼尔写道：“军事行动的勇敢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军队的影响。”日本军队需要得到政府的允诺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之后，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扩军的压力，日本急需更多的市场和资源。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的软弱可欺，掀动着军国主义分子疯狂膨胀的欲望。他们感到政府太缓慢，妨碍了他们疾进的步伐，于是一次次掀起血腥的政变浪潮。1932年5月15日，他们暗杀了首相伏养毅，在此前后，企图暗杀首相滨国雄幸未遂，但暗杀了三井财阀的巨头团琢磨等人。1936年2月26日，一些右翼军官纠集部队，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和藏相高桥是清等人。“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上台，狂躁的军国主义分子平静了下来，他们终于用血的代价竖起了自己的旗帜。
广田弘毅一上台，就按照天皇的紧急敕令，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就是把军部大臣的候选资格限定在现役陆海军将领中的制度，使军部逐步控制国家政权，形成法西斯战时体制。广田弘毅把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魔鬼们尖叫着涌了出来，像粗壮的浓烟摇着腰身升腾，贴着天空向四面漫开，播下火雨和黑暗。
1945年1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以战争嫌疑犯逮捕了广田弘毅。1946年3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甲级战犯，以“破坏和平罪”对他进行起诉。
广田是一个独特的战犯。在长达两年多的审讯中，他拒绝作自我辩护，一直保持沉默。说他独特，还因为对他处以绞刑的判决，在法官中分歧较大，以荷兰审判官雷林克为首的不少人认为不合理。这是为什么呢？
广田187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人家。他的父亲是个以吃苦耐劳出名的石匠，每个月都要干35天的活，人们都管他叫“三十五天先生”，但家境并不见转机。上小学的时候，为了贴补家计，广田常常靠卖些马蔺、松枝来赚点小钱，有时甚至在殡葬仪式上给人提白纸灯笼。贫微的出生使他自小就萌发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思想和刻苦勤奋的性格。190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在就学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右翼运动大祖师”头山满和前外相副岛种臣等人，从他们身上吮吸了扩张主义的思想毒素和诡诈方术。1907年，他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由此开始了外交生涯。此后，经过在英国、美国、荷兰、苏联使馆的磨练，1933年担任了斋藤实内阁的外相。广田的出生、性格和经历，使他成为一个狡猾、老道的外交骗子，善于通过隐蔽、巧妙的手段来达到日本的侵略目的。
上任外相之始，为了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广田打起了“协和外交”的幌子，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恢复中日通邮，将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实现了“满洲国”与中国的通车，使“九·一八”事变后绷紧的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了松动与缓和。他标榜自己说：“在我充任外相期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在“协和外交”这个幌子的遮护下，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渗透，继《塘沽协定》之后，又压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阴谋策动“华北自治”活动。1935年8月，在广田的主持下，外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