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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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帝把袁崇焕下狱，命总兵满桂总理关、宁兵马，并命总兵祖大寿、黑云龙会同马世龙等抗敌立功。

　　袁崇焕平台落狱，其部将锦州总兵祖大寿目睹了全过程，不禁大吃一惊，以至战栗失措。现在督师竟遭这种下场，他在惊愕之外，也不禁为自己和数千辽军担忧起来。三、大寿出走

　　祖大寿回到部队后，向三军宣读袁崇焕被捕下狱的御旨。辽军将士一片惊惶，彻夜痛哭。

　　袁崇焕入狱后，他带来保卫北京的辽军受到歧视。城上的明军用石头打，甚至用箭射广渠门外的辽军，致使不少人死伤。袁军夜里巡逻的兵士被抓起来杀了，说他们是引敌入城的奸细，极尽诬蔑之词。还有一个负责巡查的兵士被抓，要他拿60两银子来赎命。





　　崇祯皇帝任命满桂来统率从各地前来守卫北京的部队。满桂跟祖大寿过去在辽东时曾经有矛盾。他的军队因为没有粮食就在京郊地区抢掠，却谎称是袁崇焕的军队，使得京师百姓多误认为是袁崇焕军来抢他们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决定率部出走。十二月初四日清晨，祖大寿带着余部一万五千人离开京师，向山海关进发。

　　其实，就在袁崇焕下狱的第二天，即十二月初二日，当时也在平台受召的兵部职方司官员余大成就提醒兵部尚书梁廷栋：“敌势甚炽，辽兵无主，不败即溃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焕以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下面就是梁余二人的对话：

　　梁：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

　　余：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剖肝录》）

　　白石“皇帝密旨”

　　果然，事情被余大成说中了。

　　祖大寿出走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奏报崇祯帝，并说：“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见，乞诏问之。”余大成受召，对崇祯帝说：“寿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耳，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崇祯帝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余大成请袁崇焕写亲笔信，召祖大寿回来。但是，袁崇焕说：“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未奉明诏，不敢以缧臣与国事。”就是说自己现在既不是兵部尚书，也不是蓟辽督师，而是个罪人，没有权力下这个命令。余大成就劝他说：“公孤忠请俎，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以示意，公其图焉！”劝他以江山社稷为重，写信请祖大寿回来。在反复劝说下，袁崇焕考虑还是要以国家、江山社稷为重，就亲笔写了一封信，劝祖大寿顾全大局，让他回来继续同皇太极的军队作战，言辞极其诚恳。

　　十二月十四日，兵部派人把这封信从狱中取出，孙承宗命由马世龙把信立即送给祖大寿。马世龙原来也是袁崇焕手下的一个总兵，和祖大寿有私交。马世龙带了少量人马赶往山海关，但此时祖大寿已回锦州。马世龙等又追到山海关外，出示袁崇焕手书。祖大寿下马捧信而泣，全体将士跟着都哭了。祖大寿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他80岁的老母果断地对他说：“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劝大寿应该回去把后金军队打退，立功为督师赎罪，就可以救出督师。随后，祖大寿率领军队入关。后来，后金军队占领了关内四城，就是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孙承宗和祖大寿、马世龙等，率军队收复四城。可以看出，在关键时刻，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还是以江山社稷为重，继续同皇太极的军队作战，保卫京师。

　　皇太极得知明崇祯帝将袁崇焕下狱，便亲统大军回师城西南的芦沟桥。十二月十七日发动永定门之战，这次战役的情况在上讲已说过，此不赘述。下面讲一下北京之战的重大影响。四、重大影响

　　第一，庙社震惊，根本动摇。后金不仅占领辽东，而且进入辽西；不仅肆行关外，而且攻打京师。北京因受到塞北少数民族武装攻打而进行的保卫战，共有两次：一次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也先率军攻打北京；紫禁城城墙

　　另一次在崇祯二年（1629年），女真—满洲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两次之间，三个甲子，整180年。这场战争，标志着崇祯帝中兴之梦彻底破灭。明朝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遭到重创或破坏，失去（阵亡或被俘）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员，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明朝的江山社稷受到巨大震动，国本受到动摇，元气大伤。
　　第二，阉党余孽，掌控阁部。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自我残杀，自毁长城。崇祯帝没有从全局分析北京己巳之役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是以杀袁崇焕出气、泄愤。袁崇焕成了崇祯帝的一只替罪羔羊。阉党余孽借机翻逆案，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佞臣入主内阁。六部七卿也相应变更。这标志着崇祯新政结束。国家兴旺，用忠臣、能臣；国家衰亡，用庸臣、佞臣。崇祯皇帝在关键时刻，杀忠臣，用佞臣。这表明大明皇朝气数将尽。

　　第三，京师城防，守备虚懈。在此战之前，北京人过了180年的和平生活，战争突然降临，没有任何实际准备。守城官兵既不知道火器的名称，也不知道火器的使用。北京城险些丧于皇太极之手。但是，明朝没有接受这个教训，没有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所以，14年后被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城，明朝灭亡。

　　第四，财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东地区遭到掳掠。占领永平的后金贝勒阿敏撤退时，进行屠城。总之，战争殃及地区，生民涂炭，百业凋零。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矛盾，加速明朝灭亡。

　　袁崇焕下狱后，朝廷上下，京城内外，围绕袁崇焕案发生了不少政治斗争。特别是阉党余孽进行翻案，企图掌控内阁和六部。





　　第三十四讲

　　阉孽翻案

　　袁崇焕从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平台落狱，到次年八月十六日惨遭磔刑，在这八个半月的时间里，明朝的形势在发生着变化。其外，明军结束了北京保卫战，又收复了关内被后金军占领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其内，朝廷上下，激烈纷争。正义之士、奸佞之臣、无耻小人、阉党余孽，围绕袁崇焕案，都在表现。一、阉党余孽谋翻逆案

　　围绕袁崇焕的斗争，远远超过案件的本身。袁崇焕的案子被置入阉党余孽翻案的阴谋之中。蓟辽督师袁崇焕虽不是东林党人，但已经成为他们所倚重的长城。这种关系，阉党余孽也是心知肚明。因此，阉党余孽、朝廷奸臣借袁崇焕案诬劾钱龙锡，制造钱龙锡案；又以钱龙锡案来铁定袁崇焕案，并借此打击东林内阁，翻案夺权，重掌朝纲。

　　锦衣卫朝参官牙牌（拓片正面）

　　锦衣卫朝参官牙牌（拓片背面）

　　话还要从崇祯帝打击阉党说起。自崇祯帝严惩魏忠贤阉党后，“忠贤虽败，其党犹盛”，阉党余孽，遍布京城。遭到惩罚的阉党分子及其余孽们，对正直的朝臣，既恨之入骨，又日图报复。京师被难，崇焕下狱，正好给他们一个“欲以疆埸之事翻逆案”的机会，打击东林党人，以图东山再起。为此，他们以袁崇焕案诬劾钱龙锡，制造钱龙锡案。

　　为什么阉党余孽要制造钱龙锡案呢？因为钱龙锡是首辅大学士，东林党魁，曾经协助崇祯帝处理魏忠贤阉党案，也给予袁崇焕很大的支持。袁崇焕落狱之后，钱龙锡自然成为阉党余孽攻讦东林党的首要目标。《东林始末》记载：“初定魏（忠贤）、崔（呈秀）逆案，辅臣钱龙锡主之。”阉党余孽借袁崇焕以打击钱龙锡，并由此打开缺口，网罗东林诸臣，以便借此翻案。

　　第三十四讲阉孽翻案｜阉党余孽同东林党人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内阁。崇祯元年（1628年）内阁成员主要有：周道登、李标、韩爌、钱龙锡。袁崇焕入狱时的内阁大学士，除韩爌晋太傅外，仅李标、钱龙锡、成基命和孙承宗四人，均为东林党人。六部尚书也多为东林党人或倾向东林党人。当时阉党余孽官职低、实力弱，声名狼藉、不得人心。

　　但是，阉党余孽紧紧地抓住崇祯帝，依靠崇祯帝，来打击东林党人。阉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温体仁和周延儒。夏允彝《幸存录》说：“当袁崇焕之狱起，攻东林之党，欲陷钱龙锡以编织时贤，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

　　那么，打击钱龙锡的理由是什么呢？阉党余孽给“钱龙锡案”罗织的罪名主要有三：





　　其一，钱龙锡是袁崇焕通敌和祖大寿出走的挑唆者。袁崇焕下狱后的第五天，御史高捷即疏劾：钱龙锡与袁崇焕相倚，钱龙锡是袁崇焕“诡计阴谋发纵指示”者，是祖大寿敢于率兵出走“挑激之妙手”。钱龙锡一疏再疏，自行申辩：“崇焕初在城外，阁中传奉圣谕、往来书札，多从城头上下，崇焕既拿之后，孰敢私通？祖大寿两重严城，谁能飞越，施挑激之妙手？”由此可见，高捷这些话纯属不实之词，诬陷之言。不过，这种流言蜚语在那个特殊时期却具有相当的杀伤力，钱龙锡被迫引疾辞职。但阉党余孽并不会就此罢手，而要致钱龙锡于死地。

　　其二，钱龙锡应为袁崇焕斩帅、谋款（即与后金讲和）负责。锦衣卫掌印官刘侨以斩帅、主款二事审问袁崇焕。“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款一事，则崇焕频以书简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即袁崇焕把“斩帅”、“讲款”二事的责任全由自己承担，不牵涉大学士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看来，这一罪状证据也不足。

　　其三，接受袁崇焕的贿赂。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日，山东道御史史上疏，造谣说钱龙锡曾接受袁崇焕数万两银子的贿赂。这条罪状可是要致人于死地！当年熊廷弼传首九边，其中一条就是熊廷弼贿赂别人，后来事实证明这纯属诬告。崇祯帝闻之大怒，令有关衙门五日内查明。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对群臣，宣布处死袁崇焕，同时谴责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

　　“内使”牙牌（拓片）

　　九月初三日，事下中府九卿科道会议，与会者有吏部尚书王永光、户部尚书毕自严、礼部尚书李腾芳、兵部尚书梁廷栋、刑部尚书胡应台、工部尚书曹珙及都察院等60余人。议定结果上疏崇祯帝：“斩帅虽龙锡启其端，而两次书词有处得妥当、处得停当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