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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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二三事（1）
谢伟思是美国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还是一位“四川老乡”。我曾经几次开吉普车送他去枣园。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穿一身军便服，很风趣和气，不分农民和干部，不分长幼，见谁都打招呼。我第二次开吉普车送贺龙去枣园，同车的外国人就是谢伟思。贺龙称他谢先生，两人都客客气气。还有三四次单独送他去枣园见毛主席。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在吉普车上还问我：“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四川人。”
他用四川话说：“我也是四川人咧 ！”
我不相信他的话：“瞎说！”
他很认真：“你可以去问一问你们的陈毅将军，他可以证明呢！”
我问他：“你的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
他说：“好嘛，我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念书”
当时我心想，这个美国人还真有意思，还想跟我套老乡。
在枣园大门口，两个站岗的哨兵用大枪拦住吉普车。我跳下吉普车，哨兵还认识我：“哈！小伙子你还会开汽车呀！”
哨兵问了我的来意，就钻进岗亭，摇起手摇电话：“请接毛主席！”得到指示后，才放我们两人走进枣园。
我领着谢伟思走上小土坡，毛泽东已经在窑洞前等候。
谢伟思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毛泽东拉住谢伟思的手一同走进窑洞。直到天黑了，他们两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警卫员们都吃完饭了。后来，毛泽东拉着谢伟思的手，一直送客送到枣园的大门。谢伟思双脚一并立正，向毛泽东抱拳三作揖。毛泽东拍着谢伟思的肩膀，说：“你想几时来就几时来啊！”又叮嘱我：“小李，天黑了，开车注意点啊！”
王盛荣的两个孩子闹肚子，吃什么就拉什么，怎么也治不好。王盛荣托人给我捎话，还想要美国人的西药。正巧这天，我又送谢伟思去枣园见毛主席，我跟谢伟思说，我的一个朋友的两个小孩病了，拉肚子治不好。我想要一些美国的西药给小孩子治病。
谢伟思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注意了，开好汽车，等回去，我给你拿药。”
回到观察组，谢伟思拿来三个棕色的小玻璃瓶，还用中国字在一张纸上，写了每个药瓶的说明。
我给王盛荣送药，他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谢谢啊！你可救了我们的孩子啦！”
随着中美外交资料的逐渐公开，我对谢伟思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1935年，26岁的谢伟思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平先进修中国语言文化。他不仅攻读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在那动荡年代，他目击了“一二九运动”和“芦沟桥事变”。他还结识了一批风云人物，如史迪威将军、斯诺、拉铁摩尔、范宣德等。
1944年7月，谢伟思跟随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他一住就是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望美国做出积极回应。
谢伟思感慨地说：“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国民党）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纳粹德国）是如此相象；而我们从不给予支持的中共的作风却和我们美国人又是这般接近。真不可思议。”
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其所作所为均出于忠于职守、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他出身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一般美国人有更深的了解，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这一切的结合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和大权在握的上司背道而驰。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力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谢伟思预言蒋介石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显然，谢伟思的这份报告完全是基于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他的理想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繁荣、民主和亲美的国家。这与近百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在延安，谢伟思又多次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他将这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回重庆和华盛顿。
谢伟思非同一般，很有政治远见，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到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他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可惜，美国决策人物没有正确对待他的报告。
谢伟思二三事（2）
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馆的时候，请我免费参观。我看见谢伟思和周恩来在延安的合影照片挂在墙上。现在，来纪念馆参观的人们对谢伟思几乎是毫无了解的。
1999年，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奥克兰2月4日电讯：“曾在麦卡锡时代被清洗出美国务院，后来又被恢复名誉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89岁。”
4月8日的延安空难
1946年4月8日，天空浓云深厚，偶尔有一阵细细的雨丝。我和美国人开出吉普车去东关机场，下午3点多钟，天空中有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飞机的声音没有了，东关机场准备迎接的人也都走了。
第二天，观察组的美国人跑来跑去，电台嘀嘀哒哒响个不停。从重庆来的飞机，因为延安雾大，不能降落，返航时失踪了。
10日，传来消息，8日那天，美军飞机飞过黄河，撞到山西兴县的黑茶山，飞机上的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原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人以及四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整个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很悲痛。
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延安与兴县之间，运回一具具缠裹着白布的尸体和一堆堆飞机残骸。延安的石匠昼夜不停地凿刻了二十多块高大的青石碑，四名美军机组人员也各得一碑。延安举行隆重的祭奠，安葬“四八”空难烈士。
“四八”空难，使延安人很气愤。我听延河岸边散步的人们议论
“飞机从重庆起飞，就应该知道延安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哪为什么还出来呢？”
“国民党特务把这些美国人，连同观察组里通电话的、通电报的都收买了，不告诉延安的真实气象情况。”
“所以飞机就在陕西山西这一片地方瞎乱飞，不回原地。”
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无孔不入，神通广大，是人人皆知的，“四八”空难系其所为，连我也深信不疑。现在细细想来，国民党特务收买观察组的美国人，还不得依靠我们这几个人，哪我们这里面谁为国民党特务工作呢？当时的延安人有谁知道“定时炸弹”是个嘛玩意？有几个知道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迷航？无知发展了惊人的想象。因为无知，也就敢否定历史，否定常识；最后发展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第九章 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服务
七大的准备工作
1941年，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组部陈云、李富春、蔡畅、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去安塞县参加七大的筹备会议。
从1943开始，全国各地选举的七大代表陆续向延安集中。一些代表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鬼子的封锁线，有些代表牺牲在路途上。
为了准备七大的会场，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杨家岭原来有一座木结构的大礼堂，1942年春节前夕闹火灾，被烧毁了。中央决定修筑一座不怕火烧的大礼堂。石匠们按照设计尺寸，叮当叮当地凿出大块条石。延安没有吊车，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填起土堆，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来，拱出礼堂的房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露出整个中央大礼堂。当时，杨家岭的人们各个称赞。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炸毁。七大礼堂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地区最豪华的建筑。
七大延期召开，大礼堂成了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整风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为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临近七大召开，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洁将我从美军观察组中“借出”，让我协助他做大会的后勤工作。
选举七届中央委员（1）
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到6月11日闭幕，开了整整50天，这些情况创下党的历史之最。
七大开幕前两天，举行了预备会议。七大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分八个代表团：中央直属机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大后方代表团不仅有蒋管区，还有敌占区的地下党代表。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向代表报告七大的筹备经过；毛主席讲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我亲眼目睹了中共七大开幕的历史一刻。1945年4月23日傍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主席台后墙上，两面党旗烘托着朱德和毛主席大幅画像。主席台对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的标语，礼堂的两侧墙壁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席台上端的红布横幅上，缀着一行黄字：“在毛主席旗帜下胜利前进！”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先唱《国际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正式代表中的陈谭秋、廖承志、马明方还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无法来延安开会。
毛主席致大会开幕词：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