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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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佛教和汉土佛教除了在以上三方面存在差异之外，祖父还指出了康藏佛教中的其他一些特征，如治学中“闻修俱重”、“讲辩并行”。这些“皆印度贤圣讲学之遗风，而为汉地佛徒所久已丧失者。且即因其注重辩论之故，因明教典遗籍繁多。以视汉地、日本之仅抱定理门入论二书即沾沾自喜者，相去何啻倍屣。”
从现实治理的动因角度看，祖父钻研佛教，不仅是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而且有在康区建设中形成新的康藏文化的积极设想。考虑到佛教在当地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他认为在将一系列现代观念引入康藏地区的时候应设法将之和佛教文化结合起来，方能奏效。他设想中的这种新文化具有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义”（民族、民权、民生）和佛教文化有机结合的特点。他主张：
“须深切了解其〔指康藏佛教――作者注〕宗教文化之情形，在不违反其民众心理之条件下，逐渐以三*义之精神灌输于彼。使其了知彼等实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分，彼以二三百万人之支分，处此世界民族斗争风云紧急之时代，决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全体而独存。且又非消泯阶级，提高民权，应用科学改善民生，决不足以建设地方而应付环境。三*义之精神不惟不与佛教文化相冲突，且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特不可操持过切，一概抹煞，以致拂逆其民众心理，挑起种族间之恶感，则犹治丝益楚分，终难条理。不惟影响国防，而国家有形无形之损失殆难数量计算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经堂（4）
在西康时期，祖父的佛学知识之获得，和他与高僧大德的密切交往以及对佛学人才的延揽是分不开的。从我记事时起，这些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但在我的印象中，有的客人到家里来，有时也和祖父讨论一些佛学中的问题。刘衡如先生、郭和卿先生是到北京以后我叫得上名字的两位。他们是祖父的老朋友，在藏学、佛学方面均有造诣。记得迁居北京以后，有一次刘衡如先生和祖父聊起因明学中的逻辑问题，使我很惊讶。在我从《西游记》得来的概念中，佛是和神话中法力相联系的，想象中的佛学定是由神秘的咒语构成。刘先生告诉我，佛学中有相当多的文献涉及到严密的逻辑；在辩经中，逻辑思维是重要的能力；唐僧――玄奘不仅是翻译家，而且也是一位辩经高手。
说到辩经，在这里还想多写几句。祖父当年在倡导从佛教文献整理和学说研究入手形成康区新的文化基础时，对辩经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康藏佛教有辩经传统，当时在康区也设有辩论场，名为“讲扯里”。在祖父制定的宗教政策中，提出要利用辩论场并“奖励辩论”。为何如此？祖父有如下说法：
“凡一切人生宇宙应有之学皆在论辩范围以内，依照因明方式公开对辩，对于养成正确知解与辩才皆有莫大补益。康民习俗，所以至今未能免于迷信之讥者，即由此种性相辩论场所未能普设之故。今以政府地位，欲祛除一般愚迷习俗，除提倡科学之外，莫如因有旧有学术，提倡性相之研究，故对于辩论场，应有奖励金之规定。”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寻觅祖父当年的思路，感觉他更深的思考，似乎是想借助藏传佛教中的因明学和康藏地区的辩经传统来形成民众中的更为理性的宗教文化，减少原有宗教文化中的迷信成份，以适应建设即将带来的变化。这种更加讲究逻辑的理性宗教文化，虽然不是科学，但较之不讲究逻辑的、迷信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因而具有这种宗教文化的人更可能接受科学。这种讲究逻辑和论辩的理性宗教文化，也更容易接纳其他新的观念。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显然，这个想法的实施，必须得到高僧大德的合作，因为其实质是一种宗教革新。我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只不知这种想法在今日之康藏社会是否还有可行性，也许早已无此必要？亦不知当今研究康藏文化的世俗学者，是否兼具与高僧大德们辩经的能力？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读到一本由彭迪先教授（彭教授曾是父亲在华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主编的小册子——《刘文辉史话》。书中搜集了一些流传民间的有关祖父的故事。有一节的标题是“信佛教或不信佛教”。书中描述了民间对于祖父究竟信佛教还是不信佛教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信，有人认为他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以崇信佛教为工具。 该书的作者只是叙述而无结论：“刘文辉是怎样想的，是否真信佛教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其实，“真信还是假信”只是分析人的宗教活动行为的一个角度。用今天的某类学术术语来说，属于偏好的社会表达中是否存在偏好伪装问题。而这样提出问题的行为假定，是理性选择。如若从世界图景和规范内化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信仰，那就比“真信还是假信”复杂了，其认知心理过程比理性选择要复杂得多。
对佛教的尊重，是祖父治理西康的组成部分，由此看，无疑具有工具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由工具理性蹈入信仰。我注意到，祖父当年对西康省公务员谈尊崇佛教时，就有将治理和信仰结合起来的思想。1936年，国民政府下达一个命令：凡是到康区工作的公务人员，都要尊崇佛教，不得摧残佛教。籍此，祖父向下属人员强调：
“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希望凡是到康的人员，无论如何，都要切实注意这一点。我们就是不信仰佛教，但最小限度也要做到不蹂躏佛教，这样才不至违反西康人民的心理。因为西康人民，各个是信奉佛教的。”“我们要办到不摧残佛教，而且还进一步，信仰佛教，然后才能办到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从前赵尔丰治康总算有相当成绩，惟因过于摧残佛教，与康人心理背驰，畏威而不怀德，所以结果还是没有好大的成功。这一点，你们也应特别注意。”
祖父要求下属至少不蹂躏、不摧残佛教，这是硬约束。至于信仰佛教，是作为“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的更高要求提出的。我体会，他本人是依据这个更高要求去做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观念也有被佛教所化的部分，乃至于形成为某些潜意识。信仰形成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潜移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一件亲历的小事使我相信佛教对祖父心灵的内化作用。1970年代初，祖父因患肺炎引发高烧，一度昏迷不醒。送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后，我每天去陪住护理。一日清晨，我正站在他的床边，见他醒过来，神情清朗。祖父定睛看了我一会儿，含笑说，我刚看见一个金光菩萨站在那里，再仔细看，是你啊。我告诉祖父，他已经昏迷了几天。他听后说，这次病已无大碍，过来了，我自己晓得。
高烧后的幻觉里出现佛教中的世界，这说明祖父的潜意识中已经留下佛教影响的痕迹。
祖父虽然认为佛教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并对高僧大德十分尊重，但是他的政治决策总是依据其政治理念和实际的冷静分析，而不是神秘的预言，哪怕是这种神秘预言来自高僧大德。他对于藏区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对藏区的渗透有深刻的理解。据父亲回忆，1949年临近解放的时候，曾有西藏大德给祖父来电云：共产党有笼罩全国之势，但终不能成功。这封来电父亲在祖父那里看到，准确时间父亲已经记不清了，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父亲向我讲述时是逐字背出的。虽然来电者是祖父很尊重的大德，但是祖父起义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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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1）
祖母有写毛笔字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必写。她写字的时候，祖父如果在家，偶尔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时候也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看出了一点兴趣。祖母看我有兴趣，就开始教我写。怎样握笔，怎样起笔，怎样转折，等等都一一教来。祖母常临帖，她喜欢临的是颜真卿的《勤礼碑》。这也是我最早临的帖。祖母还特别告诫，写字要使每一笔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写过了，即使不满意也不能描。这都是上小学之前的事。记得上小学后，学校书法课的初始阶段是“描红模”，即把作为样本的字以红色在纸上印好，让学生循之描写。祖母对于这种教法很不以为然，并特别反感于“描”字。她认为这样做，就把基础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红模”作业时从来不描，只是写。祖母的这些告诫，对我后来的写字风格，不无影响。
我学写过几次，得到夸奖，更有了劲头。看我开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为例作示范的。他的书法示范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两处。一是祖父用雄浑的笔触写了个繁体的“刘”字。这个“劉”字，不仅左边的结构使人觉得非常稳固，而且写右边的立刀时最后的顿挫、回笔、挑钩让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后的一笔“捺”，由细到粗，顿足之后再提起来，很是厚重。祖父写这几个字时的运笔状态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从祖父行笔和字体结构看，他的字也是颜体的底子。我猜想，祖母习颜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或者就是他推荐的。和《勤礼碑》的字体风格相比，祖父的字没有那样丰润，要更加刚一些，但和我后来临过的颜真卿的《多宝塔》――我觉得那是颜字中偏刚健和秀气的一部帖――的风格相比，没有那样秀。
行笔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铭的书写。祖母去世后，骨灰存放于福田公墓。后来将骨灰盒移置于公墓骨灰廊时，需要镶一块小墓碑。父亲命我书写碑铭。我以楷书写下“刘母杨蕴光千古”。写那个“刘”字的时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写“刘”字时的情景。如果我写在祖母墓碑上的字（严格说来，是我写好字样，由公墓的石匠刻在碑上）留有祖父遗风，那也算是对祖母的一种安慰吧。
在我印象中，祖父的字是有功底的。但那是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印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何便不得而知了。非常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保留祖父的一纸――哪怕是一小片――墨迹。我询问父亲，他那里也没有。从小没有养成搜集这些东西的习惯是造成我今天回忆往事却无祖父手迹的主观原因。而在祖父方面，从我记事时起，一直有多读少写的习惯，这自然使其留迹甚少。从大处看，则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使然。1949年祖父宣布起义而解放军尚未到达之际，家中被胡宗南部队洗劫；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暂时处于政权真空期间，又有趁火打劫者入家行窃，不料引爆了胡宗南部队在家里安装的大量炸药，楼毁人亡，家中所存书籍和其他纸制文献大都灰飞烟灭；“*”伊始，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