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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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手还未抬起，他又倒了下去。宽大的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出一片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手里滑走了，落到地上。
“上帝”不允许他再做了。
也许，他做得实在是太多了。
４月１７日，星期五。爱因斯坦自我感觉稍好一些。儿子汉斯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了，女儿玛戈尔也因病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她也坐着轮椅来到爱因斯坦床前。爱因斯坦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微笑着对儿女们说：
“没什么。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
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都平静地说着同一句话：
“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他明确立过遗嘱说：“我死后，切切不可把梅塞街１１２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院里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晚上，爱因斯坦让杜卡斯回去休息。夜里一点刚过，助理护士罗素小姐发现，爱因斯坦睡梦中呼吸困难。她想请医生来，便向房门口走去，但听到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了几句话。罗素小姐听不懂，连忙折回病床前。就在这一瞬间——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１时２５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解剖发现是腹腔主动脉溢血。
巨星陨落了。
２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巨人牛顿的逝世，引起了英国和欧洲的一片悲恸。
现在，电讯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
“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７６岁。”
全球为之悲痛。
到处都是悼词：
“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家”
“人类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
到处都是颂词：
“爱因斯坦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
更多的刊物，都重登了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在１９３１年对爱因斯坦作出的评价：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是，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同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唁电和唁函，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飞往普林斯顿。唁函和唁电，来自学术团体，也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著名的科学家，也来自普通的男男女女。人们怀念他，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开阔了科学造福于人类的无限广阔的前景。人们怀念他，争取光明，为人类的进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爱因斯坦的遗嘱早已闻名。他要求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按照他的愿望，甚至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除护送爱因斯坦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外一概没有通知。
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类融为一体。早在１９１７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过：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
还有一次，在与英费尔德的谈话中，爱因斯坦说：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３个小时我就该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３个小时。
然后，我就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
在爱因斯坦之前２千年，有一位思想家，由于性情古怪被认为是个人享乐的崇拜者，他讲过自己对死的态度。伊壁鸠鲁在致美诺寇的著名的信中，一再提出反对死亡的恐惧的理由：当我们存在时，没有死亡；当有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这一理由的惊人力量，不仅为以超个人的内容充实生命的人们所理解，而且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为他们所感受。伊壁鸠鲁本人快死的时候，坐进热澡盆，要喝浓郁的醇酒，并在临终的信中把死去的一天称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关于哲学推论的回忆。
爱因斯坦的身上决无伊壁鸠鲁式的怪诞行为方式，但他又在实质上极为靠近伊壁鸠鲁对生命达观理智的省悟。不同的是，对个人生命的终结，爱因斯坦与伊壁鸠鲁是一致的，平静而坦然，但面对包围个人生命的世界环境，爱因斯坦却不同于伊壁鸠鲁，他以极大的情感态度关注着世界环境是否能够达到永恒的和谐。于此，对个人生命消逝的平静与对包围个人生命环境的忧伤，矛盾又协调地主宰着爱因斯坦晚年的心境。
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
从４０年代末起，在爱因斯坦的信中，越来越经常地流露出对生活厌倦、普遍厌倦的议论。随着这些议论，还越来越经常地发出一种和要去世的人、和自己生命辞别的忧伤的、尽管是平静的语调。这种平静的忧伤就像一个人有时在寂静的傍晚感受到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绝少进入一个人的逻辑上秩序井然的世界观中，它始终是一种感情上的、由半音谱成的、无意识的东西。一个人惋惜过去了的一天，惋惜他永远失去了的、不可复归的个性，惋惜那已经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东西。他还惋惜个人的生命。对将逝去的一天的忧伤遮盖不住对次日的愉快的期待，对过去的个人生活的忧伤与对整个存在的不朽的乐观主义心情并不矛盾。它们相互补充，不可分割。承认局部的、具体的、个人的东西的价值和不可重复性，就使伊壁鸠鲁式的对死的否定变得更具人性，它把逻辑公式变成人的激情。关于存在之不朽的想法，同样也使正在消逝的个人生命的忧伤变为宁静的、某种透明的和水彩画般的忧伤。
在爱因斯坦独特的意识中，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伊壁鸠鲁式的乐观主义路线，他确实无视个人的死，并对死无动于衷。但它不排除对将要失去的生命的忧伤。这正是爱因斯坦独特的生命意识：对本人的生命相对的无所谓和对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的亲人们的强烈的、虽说是平静的忧伤。这些亲近的人则是世界环境，包围爱因斯坦个人生命的世界环境的具象存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爱因斯坦，埃伦费斯特、艾尔莎、朗之万、玛丽·居里、玛娅·爱因斯坦一缕又一缕止不住的哀伤侵蚀着爱因斯坦的精神。
这种感情又不是纯儿女情长式的东西，在爱因斯坦身上，它又和一种理智的孤独感联系在一起：即无法理解宇宙的和谐，制订统一场论时总是遇到新的挫折，这种挫折还应包括在３０年代之后，爱因斯坦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物理学家不同的道路。所以，物理世界的不和谐与生活世界的不和谐为爱因斯坦式的孤独留下了双重的注解。埃伦费斯特以自杀的方式中断了这种“孤独”，他把科学家期待的科学的东西和他在科学上实际所能做到的事情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矛盾全然视为主观的能力问题，而爱因斯坦则不同，虽然他晚年的忧伤与一生的孤独感也源自于此，他视这种悲剧性冲突矛盾为个人之外的客观的东西。由此，他才能坦然地接受科学探索中的一次次失败，就像他一再引用莱辛的话聊以自慰：“对真理的追求比安安稳稳地占有它更可贵。”
这既是科学真理的真正不朽，同时也是崇高生命的真正不朽。
１９５５年春，这是爱因斯坦最后的一个春天。爱因斯坦在为纪念苏黎世工大建校１百周年写的几页“自述片断”中，就是以这样一种坦然的追求真理的心情总结了自己对统一场论的研究：
“自从引力理论这项工作结束以来，到现在４０年过去了。这些岁月我几乎全部用来为了从引力场理论推广到一个可以构成整个物理学基础的场论而绞尽脑汁。有许多人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工作着，许多充满希望的推广我后来一个个放弃了。但是最近１０年终于找到一个在我看来是自然而又富有希望的理论。不过，我还是不能确信，我自己是否应当认为这个理论在物理学上是极有价值的，这是由于这个理论是以目前还不能克服的数学困难为基础的，而这种困难凡是应用任何非线性场论都会出现。此外，看来完全值得怀疑的是，一种场论是否能够解释物质的原子结构和辐射以及量子现象，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是不加思索地用一个有把握的‘否’字来回答，因为他们相信，量子问题在原则上要用另一类方法来解决。”
在此，爱因斯坦平静地承认，统一场论距单值地解释宇宙的构造还很遥远。尽管他为此花了４０年的心血。这种“追求真理”的坦然其实就是生命意识的表现。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第一小提琴手”爱因斯坦写信给“第二小提琴手”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
“我不拉小提琴了。这些年来，听我自己演奏，越听越难受。希望你没有遭到类似的命运。留给我的事情是：毫不悯惜自己，研究困难的科学问题。那个工作迷人的魔力，将持续到我停止呼吸。”
真理不属于个人，甚至不属于发现者，就像爱因斯坦从不认可他发现了相对论的提法。个人的生命若想不朽，就得在探索、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记住爱因斯坦的话：
“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得到不朽。”
还应记住英费尔德讲的一件事：曾在１９２７年给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的约瑟夫·萨尔，于１９３８年逃出纳粹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在这里问过一位老人这样一个问题：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内容毫无所知的人为什么如此仰慕爱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不朽，是人世间真正的、永恒的不朽
爱因斯坦年表
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４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乌尔姆市班霍夫街１３５号。父母都是犹太人。父名赫尔曼·爱因斯坦，母亲波林·科克。
１８８０年爱因斯坦一家迁居慕尼黑。父同其弟雅各布合办一电器设备小工厂。
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出世。１８８４年爱因斯坦对袖珍罗盘着迷。进天主教小学读书。
１８８５年爱因斯坦开始学小提琴。
１８８６年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公立学校读书。为了遵守宗教指示的法定要求，在家里学习犹太教的教规。
１８８８年爱因斯坦入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学习。在学校继续受宗教教育，直到准备接受受戒仪式。弗里德曼是指导老师。１８８９年在医科大学生塔尔梅引导下，读通俗科学读物和哲学著作。
１８９０年爱因斯坦的宗教时间，持续约１年。１８９１年自学欧几里德几何，感到狂热的喜爱。开始自学高等数学。
１８９２年开始读康德著作。
１８９４年全家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