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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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温德都尔技术学校写信，给州立苏黎世中学写信。当时在瑞士、法国等欧洲国家，中学教师社会地位比较高，也称为“教授”。爱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学为跳板，冲进大学里去。不懂世故的爱因斯坦接二连三地写信请教格罗斯曼和劳布，问他们求职的人应不应该上门拜访校长呢？是不是应该当面向校长陈述自己的教书才能和优良品格呢？
１９０８年１月，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
“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儿去，口头说明我作为教师和公民的值得称赞的人格？或许我不会给人以坏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吹捧自己的科学论文有意义吗？”
或许他再也没有申请，或许他又遭到拒绝，反正到中学求职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８日，爱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请被伯尔尼大学接受了，并授与他教课的权利。
爱因斯坦终于成了学术界的一员。
专利局的工作迫使爱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时间里讲课。
１９０８年夏季学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７点到８点，他给三位朋友，包括贝索在内，讲热运动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课程是在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的冬季学期。每星期三晚上从６点到７点向四位听者讲课。
当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足勇气跑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五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佬。
上课的人数，看门人还说多了，其实只四个人：讲师先生、两个２０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比手划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里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他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出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
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
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
第三，
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谨。克莱纳摆摆手，说：
“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１９０９年７月，爱因斯坦第一次获得学术荣誉——日内瓦大学授与他名誉博士称号，并邀请他出席这所加尔文创立的大学的３５０周年庆祝会。庆祝盛典的莅临者们后来回忆起，爱因斯坦的草帽和普通的西服在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绣花燕尾服、英国绅士的中世纪长袍以及来自整个地球２００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名贵装束中，他太普通了。
９月，他又到萨尔斯堡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第８１届年会。这是他第一次应邀做学术报告。这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和物理学界的同行们相会。大家已把他列入巨人们之列，他在巨人中寻找普朗克。他把双手向普朗克伸去，创立量子论和创立相对论的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１０月，从萨尔斯堡回来后，爱因斯坦辞别了贝索，辞别了哈勒局长和专利局的同事们，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终于向他敞开了大门，推选他为副教授。１０月２２日，爱因斯坦带领全家迁住苏黎士穆桑街１２号。
爱因斯坦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克莱纳极力向学校建议道：
“现在，爱因斯坦置身于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列，已经得到认可，由于他的相对论原理不同凡响的、鲜明概念和对思想的追求明晰精确的作风”
克莱纳明智的判断、全力的推荐终于打消了学校教师委员会的疑虑：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
１９０９年３月，联邦工业大学教师委员会秘密投票，以１０票赞成，１票弃权通过了爱因斯坦的任职申请。下面这份报告可清楚看出克莱纳在此事上起的作用：
“我们的同事克莱纳是在多年私人交往的基础上说这番话的，从整体上看，这对于全体教师和委员会来说更有价值，因为爱因斯坦博士先生是犹太人，更确切地说，是学者中的犹太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快的古怪性格，如鲁莽、冒失，以及当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学术地位时的店小二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完全没有原因）。然而，犹太人中也会有一些人丝毫没有那种令人不快的品质，因此，仅仅因为一个人恰巧是犹太人就贬低他的人格也是不合适的。确实人们有时也会发现，即使不是犹太学者，可是他们的商业观念以及对学术职业的利用，使他们的品格中具有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典型‘犹太人作风’的东西。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委员会和全体教师都认为对高职位采取反犹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同事克莱纳先生所提供的关于爱因斯坦博士先生的性格，可以使我们完全消除疑虑。”
在这些充满外交辞令的语言后面，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注定要为自己的血统付出沉重的代价。
爱因斯坦终于作为一个学者站在大学讲台上开始授课了。
但爱因斯坦仍然是爱因斯坦，他的独特个性并没有为装腔作势的学者风范所污染。
汉斯·坦奈在这期间听过爱因斯坦的讲课，他回忆说：
“当爱因斯坦身着半旧上衣、下穿过分短的长裤登上讲坛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他胸前挂着一条铁制表链的时候，我们对新教授都不免心存怀疑。但他一开口讲话，就以独特的讲授方法征服了我们变冷了的心。爱因斯坦讲课时用的手稿是一个如名片大小的笔记本。上面写明他在课上想要阐述的各种问题。可见，爱因斯坦讲课的内容都是来自个人的脑海，我们也就成了思维活动的目击者了。像这样的方法对大学生来说更有吸引力；虽然我们习惯于风格严谨、四平八稳的讲课，这些讲课刚开始吸引过我们，但在老师和学生中间却留下一种隔阂感。而在这里，我们亲自看到科学的成果是通过什么样的独创方法产生的。课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似乎也能讲课了。”
科学成果的这种自然而成的感觉，不仅是爱因斯坦讲授方法所特有的，而且也是他的研究方法和他的思想内容所特有的。在讲课的方法与课程的内容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和谐。凝固在惯常的形式中而同时又包含任意假设的科学理论常常是用教条腔来阐述的。当讲到反常的，但在基础方面又是深刻而自然的科学思想的精神时，阐述已不能只限于思维的成果，探索性的、创造性的、常常是反常的思维本身在听众面前闪烁发光。它成为自然的、显然的东西，随着反常的命题变成从新的关于自然界的初始观念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听众觉得这种思想是“自己的”东西了。爱因斯坦在课堂上讲的主要是古典物理学，但现在，在修改了它的基础之后，古典物理学被解释成另一种样子，并因此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阐述了。在学生面前展现的不是秩序井然的建筑物，而是建筑工地，爱因斯坦与其说是向学生们讲解建筑物的平面图，倒不如说是同他们一道讨论重建的方案。
坦奈写道：“我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间听过爱因斯坦讲课。它们全都饶有兴味。我有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自己可以确定题目。他的讲授有时论及古典力学（这门课我们也曾听别的教师讲授过，所以能觉察出在处理方式上的不同点），有时论及新的思想——例如引起热烈争论的普朗克量子论。”
爱因斯坦的授课，不仅课程的内容和风格，而且讲课和课间休息时的一举一动都符合于他那独特的个性和思想。
“要是我们觉得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有权在任何时候打断他。我们很快就不感觉拘束了，有时还提出一些简单幼稚的问题。在课间休息时，爱因斯坦也总是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随便了。他——活跃而朴实——常挽着学生的手，想用最亲密无间的方式来讨论未弄清楚的问题。”
坦奈谈起每周一次晚间的物理学讨论课。课后，爱因斯坦总像余兴未消，问：
“谁陪我上‘塔拉斯’咖啡馆？”
于是，一些学生又前呼后拥地陪爱因斯坦上咖啡馆去继续讨论。从物理学问题、数学问题转向各种不同的科学问题和生活问题，天上地下，无所不谈。
有一次，天色已晚，苏黎世已经到了所谓“警察时间”，咖啡馆也闭门了。爱因斯坦把两个学生带回家，让他们读普朗克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要他们找出其中的错误，而自己则去给他们煮咖啡。
咖啡煮好了，两个学生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没看出错误的地方。
爱因斯坦手一指，说：
“看，就在这儿。不过，这个错误是纯数学上的，并不影响物理学上的结论。”
说罢，爱因斯坦兴致勃勃地阐述起自己对数学与物理间关系的见解。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学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罗斯曼。两人的友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间爱因斯坦已感到需要去听取那时正在深入研究非欧几何的格罗斯曼的忠告了。
爱因斯坦还遇见了阿德勒，他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有时他们怕吵闹一块儿躲进阁楼去谈话。想必，他们的谈话也包括哲学的争论。阿德勒是个马赫主义者，他对爱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深感奇怪。他也像马赫一样，反对相对论。
爱因斯坦还跟两位苏黎世教授交上了朋友。他们是民法学家埃米尔·楚黑尔和历史学家阿尔弗莱德·施特恩。爱因斯坦很器重楚黑尔对人们心理的透彻的理解力、善于把彼此相去遥远的概念加以对比的能力、各种各样的兴趣和天真的幽默。他说：
“楚黑尔的兴趣范围是无限的，而且他善于对人和事作出判断，远远超出了职业知识的范围。这些判断表明形式逻辑之不足，如果你大量阅读和比较他的东西，是可以理解这些判断的。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人们中的一个”
同不会物理学和数学的人们保持亲密和经常的智力交往，是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常同法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