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十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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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真是血浓于水。
笔者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知’和‘行’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底‘认识论’（ Epistemology ）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根据他自己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知难行亦不易。’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
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做‘客观实在’（ Objectine Reality ）。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民冶时代’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之所以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底社会政治结构（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后现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形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做‘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糅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形态，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对目前在两岸，摩拳擦掌的青壮年候补道们，让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此处还要啰啰嗦嗦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便是，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冶的分水岭。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作者虽固陋，然平生读圣贤书，闻善言则拜也。
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个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菩提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释相关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家（如刘知几），所谓史识（史释）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写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那就失去我们写历史的意义了。上面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哲学’，无非是想阐明袁世凯为何忽然心血来潮，要做起皇帝来？皇帝未做成，而又失败得那么窝囊？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这个时代，也不再搞甚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搞独裁和老袁做皇帝这故事，也最足阐释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笔者附注曰：在二十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就是这个毛病。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以西学士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时两百年始能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