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十亿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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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21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2）
专业术语对此的概括是〃聚集经济〃（economyofagglomeration）。它是保罗·克鲁格曼和托尼·维纳布尔斯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他们想知道，如果工资差距扩大到足以抵消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时，会产生何种情况。设想你的公司是第一个成功地跳过了工资差距的公司——就是说，你的公司从高薪世界迁到了低薪世界之中。你起初自然无法日进斗金，至多是不赔不赚而已——要是将公司迁到这里就能一夜暴富，那别人早就这么做了。你第一个迁来又没有破产，能够勉强度日。孤零零地当着开路先锋，周围没有其他公司可以形成一种聚集经济，但你还是硬撑了下来。而现在事情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第二家公司也迁来，这时会发生什么呢？对于第二家公司来说，境况要比第一家公司好一些，因为毕竟这里已经有了一家公司，而这也对第一家公司有所帮助，它们开始一起渐渐经营得有声有色起来，而不再仅仅是勉强度日。那么等到第三家公司迁来时，情况又会如何呢？自然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在这个新的地方将出现一次制造业的急剧转移。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呢——就像是从美国和欧洲向亚洲发生的制造业转移一样？这一转移之所以是急剧的，是因为一旦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迁移行动，就会在低薪的亚洲产生聚集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亚洲的薪水会得到提升，但由于最初存在着天壤之别，而亚洲又有着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所以这一趋同的进程还是会持续许多年的。我将这种情形描述为是公司的重新部署，而有时这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外包或者〃移位〃。但你不需要，也不能通过禁止公司迁移来中止这一活动。在低薪地区建立新公司或是留在高薪地区，这两者在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均等。为了使产业更具活力，公司不一定非要变更位置，因为公司在一个地方的兴衰成败不会随着所处位置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为了有效地打入制造业的全球市场，就有必要跨过一道成本竞争力的门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跨过这道门槛，它实际上就会享有无限的扩展可能：如果第一家公司能够获利，那么它的效仿者也同样能获利。这种扩展创造了工作机会，尤其为年轻人创造了机会。诚然，这些工作绝不会是很令人称羡的，但它们比起在小农场里做枯燥无聊的苦工，或是在街角转来转去地兜售香烟，也算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随着工作机会逐渐增多，它们不但为得到工作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也同时为工人背后的家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渐渐地，随着工作的扩展，劳动力市场开始紧缩，工资也就随之上涨。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马达加斯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政府建立了一个出口加工区，制定了合理的政策，以使众多公司具备足够的成本竞争力，以利用一项名为《非洲成长及机会法案》的美国贸易安排。几乎在一夜之间，出口加工区就从寥寥无几的机会激增至30万个岗位。这对于一个只有15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是相当可观的。机会本来很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但这时国家的政局却扯了后腿。当总统兼海军上将迪迪埃·拉齐拉卡（DidierRatsiraka）输掉竞选时，他拒绝下台，并派出亲信封锁了由他的支持者控制的港口。接下来的8个月中，这位海军上将试图通过对不服从的选区进行经济扼杀来夺回自己的位子。不出所料的是，出口加工区被大肆破坏。等到重新启用时，那里只剩下了4万个工作岗位，而众多公司也大多如惊弓之鸟一般不敢再回来。我记得一家持不信任态度的美国服装公司主管对我说，这位前总统已选择了毁灭自己的国家。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退出，去亚洲发展。〃
第二部分 第22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3）
资本流动和最底层的10亿人
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缺少资本。通常说来，经济援助本应为最底层10亿人提供他们所缺乏的资本，但这种援助提供的只是公共资本，而不是私人资本。公共资本能够为这些社会的基础建设提供所需的大量资金，但却不能为工人们生产所需的设备提供资金——那只能由私人投资者提供。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逐个国家地估测了每一个劳动力所能使用的资本。非洲是资本最为匮乏的地区，而这一点在资本被分成公共和私人部分时尤为明显。在像东亚一样的成功地区，私人资本要比公共资本多出两倍有余。而与此相反，非洲的公共资本是私人资本的两倍。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所奇缺的另一种要素是私人投资。这意味着缺乏劳动力工作时所要使用的设备，从而限制了工人的生产力，他们也就只能创造微薄的收入。最底层10亿人的劳动力需要私人资本，而在原则上这是全球化能够提供的。基础经济理论认为在那些资本短缺的社会中，资本的回报将是丰厚的，这一点就能吸引私人资本的流入。
私人资本的流入
全球资本主义总是像上文所说的那样运行。例如，中国就正在吸引巨大的私人资本流入。当然，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外资惊慌失措地撤离该地区，也显示出短期资本流入其实是一种令人喜忧参半之物，有时也会将国家置于金融风暴之中。但长期的投资则更可能是有益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会得到工作机会、工资将上升，而将资本移入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则能够得到高额回报。这种资本活动，比如贸易，通常都会创造皆大欢喜的收益。由于政治竞赛往往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那些最热衷于政治的人会很难相信这种双赢。所以他们或许就会对全球化产生过分的质疑。
但最底层的10亿人又如何呢？我再一次认为全球化的效应（这一次是通过资本流动）是不同的。最大的资本流动不会流向那些最缺乏资本的国家；它们与最底层的10亿人擦肩而过。投资流入的国家之首是马来西亚，一个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最大的一笔私人投资流入，就只是为自然资源开采所提供的资金，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中被首选的是安哥拉，这还要归功于海洋石油的发现所带来的机遇。
第二部分 第23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4）
为什么资本最为匮乏的国家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呢？从历史的角度上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当的治理和政策。不当的治理和政策显然不能促进用于资源开采的资本流入（就像安哥拉）。可这种资本流入实际上也缩减了对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的自由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都对治理和政策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改革。可问题在于，即使是这些进行了改革的国家，也不能吸引重要的私人资本的流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不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和一位现在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非裔美国人、凯茜·帕缇萝（CathyPatillo）一起合作对此进行了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投资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的可感知风险仍然很高。投资者对风险的感知是可以估测的——一本实用的指南是一份由《机构投资者》杂志完成的民意调查，它将每个国家的可感知风险用1~100的得分排列了出来。得到100的分数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投资安全类别，而得到1的分数则意味着它只适合神风敢死队一样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这种调查所显示出的风险率，有助于从统计学上揭示私人投资的流动；不言而喻的是，高风险必然会吓退投资。
进行过改革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问题在于，风险评级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才会显出好转的态势。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给进行改革的乌干达提供建议时，第一次遇到了这一问题。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果断的决定，经济也开始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而那时，《机构投资者》给乌干达的评分却只有百分制的5分，是非洲国家中最差的得分。这与政府实际所做的努力实在太不相称，所以理应发起一场争取投资者的形象工程。渐渐地，评分不断提高。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到了乌干达的经济代表团。当时最新一期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出版，他们激动地冲到我面前说：〃您看过了么？〃他们已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进步，他们的评分从18升至了23——但仍然远远低于重要投资可能流入的水平：30~40。为什么令投资者对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刮目相看要用这么久的时间？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二部分 第24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5）
首先，矛盾的是，那些改革力度最大的国家，往往是改革开始时治理和政策最糟糕的国家。世间事物往往会否极泰来，差到极限反而能够引发激烈的变革。所以改革的确经常从一个相当糟糕的水平上开始，就像乌干达。如果你是从5分开始的，那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投资愿意流入的评级水平。
第二点原因是，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经济非常小。必然的结果就是私人投资者实际上对它们一无所知——搜集信息花费不菲，更何况信息还要不断及时更新，而这些地方实在没有重要到足以让他们去费神调查。这在乌干达政府试图改变国家形象时表现得非常明显。上一次乌干达在新闻当中出现，还是因为艾迪·阿明，那位令公众困扰的政变领袖，不满足于只坐在总统的宝座上，又自封为陆军元帅（他自封的全称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杰出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地上万兽与海中水族之主，非洲尤其是乌干达的大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终身大总统阁下，陆军元帅哈迪吉·艾迪·阿明博士）。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阿明已经倒台了近10年，但许多潜在的投资者仍然以为他是总统。在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中有58个国家，投资者不会逐一对它们进行了解，而只会将它们统归为〃非洲〃，随后对它们置之不理。这与中国恰恰相反：每一家重要的跨国公司都知道应当与中国的发展齐头并进。这甚至在统计学上就能显示出来：一组研究者已经揭示，投资者对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的评估系统性地夸大了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
第三点原因是，政策上的改进实际上往往并不稳固，许多刚开始的转机转眼间就会前功尽弃。改革在政治上往往是困难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它并没有从有条件的捐赠政策当中获得多少帮助。即使是那些真正想要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