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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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阶段的试验性生产，刘杰认为，原来习惯讲简法生产，实际上并不简单。我们所从事的并非一般的，而是尖端事业的简法生产。因此，简法生产的困难不但在于没有经验，而且还在于有许多特殊要求，如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高真空度、高清洁度以及安全防护和产品质量等都有严格特殊的要求，这些特殊要求尤其是涉及产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并不因简法而降低。所以，说起来是简法，其实里边有特别复杂的问题，都不简单。在当初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对产品质量标准要求从严，就必须加强化学分析工作。试验性生产产品质量不稳定，有生产工艺和操作问题，而没有成熟稳定的分析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白文治说，当时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长于分析检验的专家型领导干部，钱三强推荐了两位。我看了这两位专家的档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选中了陈国珍，因为他有教学经验，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又有在一个新的领域勇于探索的精神。1962年5月，陈国珍动身到了福州，却碰上当地发大水，闽江水位大涨，铁路桥断，水淹福州，汽车几乎无法开行。刚到省交际处，还没有住下，碰上厦门市长，叫他赶紧一起回厦门，他只好又回去了。到8月份，他赶到了二机部。
陈国珍到部里不几天，刘杰约见了他，在座的还有几位副部长和局长。刘杰对他说，我们争取1963年至1964两年内搞出原子弹，请你来负责杂质元素分析检验。原子弹一定要响，如果不响，首先检查设计有无错误，如果设计有错误，打设计者屁股。如果设计没错，而是杂质元素检验错误，就要打你的屁股。陈国珍说，我一定尽力做好，但指标你要定下来。刘杰告诉他说，指标已经有了，共有二十几个项目。
陈国珍是分析化学总工程师，局里也想让他兼原子能研究所化学分析室的主任，使他有个实际的工作，更方便一些。白文治说，当时是一个星期六天工作日，他在原子能研究所三天，在通县矿冶研究所两天，在部机关一天，所以他到处跑，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我们招待所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他家属又在厦门，所以住在外面。我听说后，马上找到他的助手侯卓，到西郊一个饭店去找他，他那时正在科学院开会，和化学家杨承宗住一个房间，杨承宗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个高级流浪汉，坐汽车到处跑，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一觉睡起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确实是这样，三个地方轮着睡，睡醒了一时弄不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陈国珍自己也说有一次他到铀矿冶研究所，中午到食堂吃饭，饭后有人领他到一个地方休息，他睡醒之后，怎么都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只好等人来接。
其后，试验阶段暴露出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上存在的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并陆续开始了正式生产。
在615乙取得初步成功后，1960年9月，二机部又在原子能所建了一个六氟化铀科研生产装置，命名为615丙，基本上完成了六氟化铀生产厂试车前的过关任务。这之后，六氟化铀大工厂也试车投产，满足了第一颗原子弹所用原料的要求。
湖南衡阳有一个处理铀矿石第一道关口的水冶厂，无论是工厂规模还是人员的配备，在当地堪称第一，因此也叫湖南一厂。因为在这附近发现了金银寨铀矿和大浦铀矿，水冶厂便建在了这里。
第86节：第二十三章 虚惊一场（3）
刘坤说，刘杰原来是察哈尔省的省委书记，他那时候对我也知道一点儿。1960年调我到厂子来的时候，苏联专家刚撤走。那个时候厂子很乱，搞运动，厂长书记都撤了，许多中层干部也靠边了。没地方调人，只能靠现有的人工作，该解放的都解放了，后来才上了轨道。刘杰在一次会议期间，把我们厂五个人叫去，把工作交代了一下，说两年试原子弹，必须拿出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参谋长罗瑞卿来了，和出席会议的同志见面。罗瑞卿非常严肃地阐明了完成任务的重要意义和不可动摇性，并指出，谁如果延误了时机，将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一下子就感觉到重负千钧。我们厂处于龙头地位，必须提前完成任务，才能保证爆炸时间。原子弹要响，就要有燃料，要有燃料就必须去生产，我是第一关，我求谁啊？有十几个人是苏联学习回来的，我就跟他们谈。我那时候身体不行，血压有点儿高。两年拿出产品来，这个压力太大。我怎么办啊，我只有钻啊。
建厂开始很艰苦，当时没办法机械化，主要是靠人力。湖南雨季雨水特别多，工地上特别泥泞，两只脚陷进去很难拔出来。刘敬裘说，当时我们没搞过，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比如说建设过程中萃取塔的问题，按设计要求，塔与塔之间要有一个垫片，少一个都不行。那你把这个垫片垫上不就行了？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垫片有多种，是用橡胶垫片还是用聚氯乙烯垫片？不知道。它里面是硝酸介质，还有一个有机项叫磷酸三磷脂，这些介质到底对这个垫片腐蚀、溶涨的情况如何，都不知道。但是这时候工作正在往前走，安装是不能停下来的。怎么办？赶紧做实验，在实验室模拟生产条件去浸泡材料，浸泡一定时间之后，拿出来再测试它的性能变化情况，然后再下结论，行还是不行。看起来是这么小的一个问题，但也发生了技术争论。北京铀矿冶研究所在1962年上半年试生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聚氯乙烯垫片不行。我们当时因为要抢安装，就认为这种垫片的性能虽然差一点，还是可以用，我们做过试验，有鉴定。这时候刘坤厂长就把我们找去，说任务很紧急，人家说不行，你们说行，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生产一试车就必须成功，如果一开车那个垫片漏了，那就没办法进行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连这么个垫片，这样很小的问题我们当时都不清楚，而我们搞的却是最尖端的原子弹燃料啊。
1962年5月初，厂里开始试车，处理从各地运来的黄饼。由于黄饼里面含磷太高，要想办法把磷除掉。当时他们采取的是碱洗办法，加氢氧化钠来洗除。洗完之后要过滤，把固体留下来，把洗掉磷的溶液排掉。当年9月，水冶厂历经千辛万苦，首先建成了处理黄饼的生产线，并生产出了二氧化铀。任务完成了，底下高兴，上头祝贺，厂里一片喜气洋洋，像过年一样。厂长刘坤最高兴，因为他不用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了。
刘坤说，生产成了，那当然高兴了。在那个年代，你领了任务就是立了军令状，谁敢含糊。我说过，这么大的事，不完成任务，我掉脑袋也不足以谢天下。现在完成了，高兴了，杀头猪吧！那个时候困难啊，吃顿肉就算是最大的犒劳了。平时怎么能想到吃猪肉，杀猪哪儿那么容易。拿出产品来了，那个高兴劲呀。这样才咬咬牙杀了头猪，给大家慰劳慰劳。
北京的铀矿冶研究所和衡阳的铀水冶厂用黄饼生产出了二氧化铀，建在内蒙古包头的核元件厂则为第一颗原子弹生产了一种叫做绿盐的产品，它是制造六氟化铀的原料。原子弹上有一个重要部件，核部件，也是在这里生产的。但最早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有这么一个项目。
白文治说，1956年我们和苏联谈判中间并没有这个核部件的项目，协议上当然也就更不会提到了。到了1957年，聂荣臻元帅组团去莫斯科谈判的时候，增加了一个项目，在包头那儿增加一个车间，就是核部件的项目。1957年我们要求派人去实习，斯拉夫斯基当时是答应宋任穷和刘杰的，但是正式派人去的时候，他又拒绝了，所以没有人去那儿实习过。1959年补交了一个初步设计，叫6号车间。当时也只搞了一个初步设计，产品只给了个尺寸，看不出它是什么。等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二机部集中力量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把铀…235作为一线，钚…239作为第二线，第二线暂停、缓建，集中力量搞第一线，基本建设是这样，科研攻关也是这样。所以苏联走了以后，我们主要是抓一线的攻关，二线则照顾进行。1960年8月苏联人走，到1961年冬天，我听取包头厂的报告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项目，没有什么6号车间，核部件这个项目他们就根本没有列进去，攻关的计划没有。再查，基建计划也没有，设计的计划也没有，也没有施工设计，是一个漏项。所以当时我就交给冶金处处长徐基乾，先到九局来查这个问题。然后徐基乾又查初步设计，查到货情况等等。还好，几台球面车床都到了，磨擦压力机也到了，这两个主要的设备都到了。后来经过各方面商量，利用包头元件厂已经建好的一个仓库做场地，用包头已经建好的冶金炉子，做这个铀的铀锭，把那个磨擦压力机和球面车床装在那里，作为厂房。检验还是用他厂子里原有的检验手段，做这个金属检验。压力加工要用气锤，就用附近一个工厂的气锤做锻压。用人家的大气锤，主要不是为了大的吨位，而是能够容纳大模具的尺寸，这样来摸索。在很冷的天气里摸索压力加工，还有各种铸锭，各种工作都在那儿进行。附近的那个兵工厂在攻关的时候我去过一次。说星期天去，那星期六的晚上就得把模具预热起来，到星期天清早，几辆卡车，带着各种器械，一大堆仪器材料，去了十几个人吧，对方只留一个人。进门的时候，都经过人家的检查。车进去，东西卸下来加工，地面都是铺的铝板，怕沾污了地面，就把它清扫干净，把铝板撤回来。我参加过一次，搞完以后还要打扫清洁，都弄干净了，再撤回来，回来就得下午了。
徐基乾带上刘杰开出的一份介绍信，专门去找了五机部的相关局长，说我们原子弹上面缺一个部件，需要同你们这个坦克厂协作。局长一听，满口答应。但因为两家做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放射性的，一个不是放射性的，就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坦克厂的技术负责人叫韩旭冶，正好和徐基乾认识。找了一处仓库作实验室，安了两个球面车床，一间放车床，一间放锻锤。
锻造只能趁人家不干活的空当去，他们礼拜六晚上赶过去，折腾一宿，周围挡上铝板和幔布，把炉子预热好了，派一个班的警卫站上岗。平常加热有10分钟就够了，但安纯祥等人加热了45分钟还不放心。随后，由维修工段的老师傅林福善掌钳，郭振阳开锤。现场的人心情高度紧张，不知道这一锤子下去，会炸还是会飞。
结果，16吨的锻锤一下去，由于高温，金属铀像豆腐一样，特别软，轻轻一压就出来了。
第87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