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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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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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运动）
，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一种更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来揭发党内党外各个方面存在的阴暗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正本清源，“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样，他便逐渐将注意点集中到党中央内部，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方针路线，是反对“三面红旗”
，搞修正主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他所执著追求、为之奋斗不已的，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并限制“资产阶级权利”
，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一大二公三纯”
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
，他认为实质上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有不断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才能建设并巩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曾说：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好多次。康生、陈伯达之流的理论家，将这种错误的“左”的理论和实践，尊之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为继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林彪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达到如此严重程度，从理论上考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理解有误或奉为教条。首先，是对过渡时期理论作了错误的理解。马克思最早提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５０年代初，党所设想的过渡时期不是很长的，随后１５年改造３年完成，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之日就进入社会主义了。
这就说明，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上有偏差，忽视了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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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而只考虑了生产关系一个方面，认为只要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就“进入社会主义了”。经过大跃进的巨大挫折之后，认识到经济建设之艰难，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违抗，不能再随心所欲干下去，却又走到了另一面，感到过渡时期不是很短，而是很长了，而且越来越长，要一百年到几百年，乃至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样，仅仅属于过渡时期的矛盾和范畴，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所谓“小生产每时每刻地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等，统统搬入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公有制经济已占统治或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之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化，直到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出现。
其次，如前所述，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认为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
因此，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畏途，否定物质利益和利润效益原则，不断在城乡经济领域中开展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道路”
，“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且，受到的抵制越多，就越向“左”转。把党内有关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不同意见的争论，统统归之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属于两个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
的口号被用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人。
最后，认定党内已经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在中苏论战导致的国际共运的分歧中，通过“九评”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左”倾纲领，把他在国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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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做法加以理论化，要求国际共运接受。他以反修防修为口号，可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提出一个准确的解释。
按照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他把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６０年代初所进行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如：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讲求经济效益，进行物质鼓励等，视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可以认为，那时他所说的“反修防修”
，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点的表现。
“九评”
通过评赫鲁晓夫翻了“八大”
的案。
“八大”曾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九评”却断言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由于全盘否定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否定了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无形地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扼杀了任何对党的领袖批评的可能。既然“反对个人迷信”成了识别修正主义的一个标志，这就给林彪钻了空子，大搞“句句是真理”的“红海洋”
，宣扬对毛泽东光“信仰”还不够，还要“无限信仰”
，直到“三忠于”
、“四无限”
，“早请示”
、“晚汇报”
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为一个带有严重封建迷信和宗教色彩的造神运动。
毛过去曾多次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左”
倾思想等。
但到斥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
之后，又批评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见毛亲自修改过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社论）。这就是说，斯大林不是“左”了而是右了。因此，康生就投机迎合，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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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错误是没有把赫鲁晓夫搞掉。因此，自然要防止再出赫鲁晓夫，一旦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林彪就高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为了找出这个莫须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不惜一切代价，把全党全国引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用“反修防修”的标准来找阶级敌人，按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经验，首先还是所谓右倾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各界的知名人士或学术权威。
因为，他们总喜欢说三道四，“制造舆论”。
从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的反映来看，那些在“三不主义”
（“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鼓励下，讲了一些真话的人，都被认为是对“三面红旗”动摇和持反对意见者。除知识分子外，眼前最危险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上层（参见同斯诺的谈话）。
于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自然成了主要革命对象。不过，同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就撇开党委，直接“发动群众”闹革命。这样，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互为作用，两者本来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壤上扎根就特别深，因而，“造反有理”一声令下，千万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中华大地，一夜之间，恶浪翻滚，千千万万“走资派”和“反动权威”
，坠入史无前例的“群众专政”
的无边苦海。
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所依据的“左”的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两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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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当时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还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１９６７年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革命”
（又称“一月风暴”）
，造反派全面夺权。
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从此夺权之风弥漫神州，各级党委荡然无存，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
在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唇枪舌战的派性斗争发展为兵戎相见的大规模武斗，最终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动乱局面。
１９６９年召开的“九大”
，全面肯定了“文革”的“丰功伟绩”
，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思想，说成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并写入党章“总纲”。
“九大”之后，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
，又引起新的混乱。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震惊，人们从革命狂热转入冷静思考，对“文革”怀疑和抵制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结束这场荒唐“革命”的一个良好时机。但由于毛仍坚持这场“大革命”是正确的，加以“四人帮”的干扰，“九大”的“左”倾路线得以延续下去。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并加强经济管理，以扭转混乱局面。根据毛当时说过的，“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
，周恩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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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
可是，批“左”怎么能同“左”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相容呢？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四人帮”
大兴问罪之师。
不久就传出，毛泽东说林彪是“形左实右”
，当前任务主要是反对林彪的“极右”。
“四人帮”将矛头对着周恩来，大反所谓“右倾回潮”
，说批极“左”思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此批林只能批右，不能批“左”。批“左”成为禁区。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大”全面肯定了“九大”的路线，规定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在修改的党章中，“左”的东西还有新的发展。毛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他多次提出“批孔”问题，以深挖林彪的思想根源。于是１９７４年，全国开展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毛的目的在借此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以防止“右倾翻案”
，出修正主义。
“四人帮”乘机又煽风点火，搞所谓“儒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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