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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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曼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乎赞叹的崇敬感。当其他高级工作人员谈到特别难治服的被告时，别尔曼就要傲慢地吐一句：“那算啥！他们全加一块，也当不了我的佐罗赫的小指头！”说着，他还要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别尔曼绝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刑讯员。多年的内务部工作，并没泯灭他心中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是，既然已象奴隶一样被套在斯大林的马车上，他就只得顺从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假如他拒绝“审讯”弗里德曼，假如他敢把未来审判的内情泄漏一点出去，那他本人无疑会马上被捕，并被当作一个托派分子处死。
他仍旧按时把弗里德曼从监狱里提出来审讯。但每一次审讯已不象以前那样剑拔舒张，而变成了心平气和的交谈，象是在讨论。过了几个月，别尔曼在向莫尔恰诺夫汇报时说，他认为弗里德曼已完全无可救药，提议将他送回索洛维茨集中营去继续服刑。莫尔恰诺夫否定了这项提议。他声称，对契卡来说不存在什么“不可救药”的人，他要将弗里德曼交给秘密政工局的科甘去处理：“他一定能治服弗里德曼。”接着，他命分别尔曼去与科甘商量让弗里德曼与奥利别尔格对质的事。
别尔曼与莫尔恰诺夫谈话之后过了几天。又给我讲了对质的情况。
对质开始之前，科甘警告双方，严禁他俩彼此交谈，他们只能回答审讯员提出的问题。
科甘给奥利别尔格提的头一个问题是：“您知道弗里德曼是柏林托派组织的成员吗？”奥利别尔格作了肯定的答复。弗里德曼马上反驳道：“卑鄙无耻的谎言。”
科甘在笔录中写道。“这不是事实。”
弗里德曼立即又提出抗议。他要求必须把他的原话准确地记录上去。
科甘作了修改。“这是谎言。”
“不行，还不准确”，弗里德曼说道，“请记下；“卑鄙无耻的谎言！”他接着又宣称，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在笔录上签字。
对质继续进行，科甘又向奥利别尔格提出一个问题：“您知道弗里德曼是盖世太保的特务吗？”奥利别尔格瑟缩在椅子里，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道：“是的，我听说有这回事”
“您这没脑筋的蠢驴！”弗里德曼开口嚷道。“他们逼你撒谎，而您就相信他们的许诺。你这不幸的白痴，再想想吧，趁他们还没把你的脑髓吸干。”
科甘也提高了嗓门，虽不是要压过弗里德曼，至少可以让他住口，免得他影响奥利别尔格。
后来，当奥利别尔格回答审讯员问题；说弗里德曼是托洛茨基和盖世太保派来执行杀害斯大林的任务的刺客时，弗里德曼再也忍不住了。他气得火冒三丈，捏紧拳头，一步步朝奥利别尔格逼去，结果只得用暴力把他拖回自己的位置。这段插曲结束后。科甘才着手拟定最后的记录方案。
他又一次遇到了麻烦；弗里德曼坚持要把自己的话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卑鄙的诬陷”、“无耻的捏造”科甘没法，只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跟弗里德曼纠缠，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得向弗里德曼让步，才能获得一份书证，一份虽然记有弗里德曼做的各种反驳和辟谣，但仍旧是对弗里德曼极为不利的书征。争吵了几小时以后，笔录终于整理完科甘要求弗里德曼签字。弗里德曼犹豫了：签还是不签？科甘见他不愿意，就提醒他说，他已接受了他的绝大部份修正。“问题不在于修正，”弗里德曼嘟哝道。“我不想签字，只是因为我看出您太想要这份记录！”
别尔曼暗中为弗里德曼的做法叫好。当莫尔恰诺夫收到有关对质情况的报告后，马上就叫人把弗里德曼给他带去。这次会面是这样安排的：
先让人给弗里德曼说，他将被带去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莫尔恰诺夫，然后又派人把莫尔恰诺夫那间有许多秘书的接待室布置得更有气派、让受审人明白莫尔恰诺夫所拥有的权力，并要他意识到，莫尔恰诺夫可以决定他的生死。
为了给弗里德曼一个下马威，莫尔恰诺夫脱去了轻柔的丝绸衬衫，穿上了制服。制服上的四颗金星和两枚勋章，表明了他的委员身份。
弗里德曼被带了进去。他脸色惨白，手在发抖。莫尔恰诺夫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问道：
“您为什么要与我为难，干吗要瞎胡闹？”
“他们要我在假口供上签字，要我诬陷自己，又诽谤别人”弗里德曼回答道。声音因愤慨而变得时断时续。
“苏维埃政权不需要任们伪证！”莫尔恰诺夫极为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话您跟别人说吧，我已经听够了！”弗里德曼嚷道。“我已被非法地判了十年集中营监禁，您去问问卢特科夫斯基审讯员吧。他知道是咋回事。”
“听着。弗里德曼，”莫尔恰诺夫的声音里颇有威胁的意味，“在此之前我与您谈话一直是以礼相待，但我要提醒您：如果您还执迷不俗，我就要以另一种态度和您谈话了。我们会把您那顽固的脑袋连同您的五脏六腑统统消灭干净！”
弗里德曼靠近莫尔恰诺夫的办公桌，死死地盯住他。
“别看我的手在发抖就以为我怕您。我的手早从进集中营起就开始发抖了我不怕您。您要把我怎么办，随您的便，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滚陷自己、诬陷别人，不管您多么需要我这样干！”
当然，弗里德曼所感到的压力要比许多人轻一些，因为他的妻子和亲朋好友都在拉脱维亚，而在一九三六年，内务部的魔爪还无法伸到那里。
第七章 伊·斯米尔诺夫和谢·姆拉奇科夫斯基一分道扬镳
在研究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指控被告的罪名时。我们在审判速记忆录中发现了大量自相矛盾、肆意歪曲和公然捏造的地方。当案情涉及到主要被告时，如涉及到委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伊万·尼基古奇·斯米尔诺夫时，许多无稽之谈简直荒唐到了惊人的程度，使人觉得这些可恶的捏造必曾因其荒谬透顶而不攻自破。但是。如果留意到这些人的被指控的全部罪名直到细枝末节都是捏造的，而且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捏造的，那么，如此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了解了。这些人的“供诉”都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审查和修改。
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要举例的话，仅仅指出农业集体化运动就绰绰有余了。
莫斯科审判的全部过程，从制造有关阴谋集团的神话到分配审判闹剧中的角色。都带有斯大林的粗暴标记。当事情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混央、斯米尔诺夫和托洛茨基时，斯大林的粗暴由于他对这些人的刺骨仇恨而变得更加疯狂。这时。他忘掉了惯有的谨慎作风。理智和疯狂的界限不复存在，现实和梦幻之间的鸿沟也被抹掉了。
内务部的头头们经常意识到斯大林各项指示中的荒谬之处，但又不敢违拗。其实，斯大林并非时时处处都不采纳谋士们的意见。党内人士都很清楚。在军事方面，他对图啥切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十分重视、在工业建设方面，经常采纳皮达科夫的建议。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看重李维诺夫的意见。但在党内玩阴谋诡计和搞政治倾轧方面，斯大林却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专家，根本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忍受别人向他提建议。
据我所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选定了七名被告人，按他的意见，这七个人都应在法庭上被定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领导成员。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对把伊万·尼基吉奇·斯米尔诺夫塞进这一“联合总部”表示异议、他怀疑这样子是否行得通。
“我担心我们无法对斯米尔诺夫起诉，”阿格拉诺夫说。“因为这几年他都蹲在监狱里。”
“那就请您别担心，”斯大林恶狠狠地瞪了阿格拉诺夫一眼，说道，“只要不担心，一切就好办。”
其实，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考虑一下阿格拉格失的意见。真的，斯米尔诺夫自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出来过，一直关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审判开始。他根本不可能参加什么阴谋活动。
但是，斯米尔诺夫以前曾是第一个要求执行列宁“遗嘱”，把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人。当时，斯大林十分清楚斯米尔诺夫在党员中的威望，也知道老布尔什维克都很听斯米尔诺夫的话。现在。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就再也不能放开盼了多年的梦想——向斯米尔诺夫复仇，让他尝够受审讯和上法庭的苦头，然后再把他扔进死牢。
斯大林的固执和他那无论如何也要整治斯米尔诺夫的欲望，使维辛斯基在法庭上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因为斯米尔诺夫绝对没有参与阴谋的“现场证据”。为了使斯大林的这一捏造能具有哪怕极小的一点可信性，维辛斯基在起诉发言中声称：
“斯米尔诺夫可以推托说。我什么也没干过．我一直在监牢里。可惜，他这一托辞太天真！的确，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斯米尔诺夫就进了监狱。可是我们知道，他在监牢里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密码，那是斯米尔诺夫在狱中用来同外面的朋友联系的密码。”
然而，维辛斯基却无法向法庭出示这些密码。所谓斯米尔诺夫从狱中向外寄的信。一封也拿不出来。与他有秘密通信联系的人，一个也没传唤到庭。维辛斯基甚至说不出，是监狱中哪一个看守帮助斯米尔诺夫把密信送到外面的。并且，也没有任何一个被告承认自己收到达斯米尔诺夫的信件。
在国外。也未必有人相信这些身在斯大林牢房中的政治犯能够与监外的同志写信。苏联公民都知道这完全不可能。他们还知道，政治犯的家属甚至在亲人被关起来许多年之后也无法打听到亲人究竟被关在哪个监狱，也不知亲人是死是活。
再说。与世隔绝的斯米尔诺夫，又能给监外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或季诺维也夫出一些什么样的主意呢？难道他会告诉他们，“不要朝斯大林的肚皮开枪，要打他的脑袋？”然而无人不知道，真正的阴谋分子是决不自以通信方式来与身陷囹圄受到内务部卫队严密监视的人讨论恐怖行动计划的。
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肆无忌惮地命令亚果达把斯米尔诺夫“加工”，一番，说他是阴谋集团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从而把他送上审判台。
就连希特勒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他也曾策划过一出审判闹剧来诬陷季米特洛夫纵火烧毁国会大厦，但当他发现提出的指控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之后，也就马上想到了应该停止上演这幕丑剧。可斯大林极其刚愎自用。他的任何一个怪念头都会自然地产生法律效力，并且他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他知道，法庭一定会判处斯米尔诺夫死刑，并立即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