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5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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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算计归算计，之前的问题还要继续，便又道：“另外，大王用王宗朗与王宗儒二人为南衙禁军大将军，每人统兵万余”
李曜摆手道：“王宗朗乃是此次平蜀之战第一个蜀军降将，此人虽然未必有什么大本事，但孤用他为将，只不过是千金买马骨罢了，算不得大事。至于王宗儒，他能趁国宝久战力竭，将之击伤，虽然未必足够光明正大，多少还是有些眼光和能耐，而且孤听闻他与王宗朗历来不睦，用他二人，正可以互相牵制。”
李巨川恍然：“此二人将镇守在？”
李曜笑道：“一在梓州，一在遂州。”
李巨川便也笑了起来：“如此倒是妙极。”原来这两地一在成都北面，一在成都东面，他二人分别镇守，离得不远不近，只要成都再有一员信得过的大将居中，则这二人便是再有什么别的心思，也翻不起什么浪来。
“如此，某对这份军务调整计划也再无疑问了。”李巨川如是说道。
李曜点点头，道：“那么，接下来说一个万众瞩目的事儿”他看了二人一眼，道：“自从平定蜀地以来，一定有不少人巴巴地在你们面前献殷勤，为的就是想知道，凤翔、兴元乃至两川等地，空了这许多节帅的位置，孤王究竟打算如何安排”
王抟笑道：“大王真是法眼如炬，情形正是如此，某都有些不胜其烦了。”
李巨川则叹道：“文官都去了王相公那儿，到我这儿来的，可是颇有些武将啊大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也难怪这些将军们着急，一下子空了好几个节镇出来，估摸着跟大王日久的，估摸着自己劳苦功高的什么人都有。”
李曜淡淡地道：“你们也不必告诉孤王，去找你们的都有哪些人，因为”他目中透出一股坚决：“孤王不打算在这些地方设置节帅了。”
李巨川微微错愕，王抟却是立刻反应过来，眼前一亮，问道：“大王欲收权中枢？”
“有何不可吗？”李曜扬眉反问。
王抟沉吟道：“某不忧其他，唯恐军心不稳。”
他这一说，让李曜一下子想起了宋太祖赵匡胤收兵权的事来了。
后世有史学家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李曜认为此说极是。
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当然，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
李曜很早就有收兵权之心，特别是节度使制度，在他穿越前的课本中，就一直是藩镇割据的元凶，因此李曜对于节度使制度其实是很反感的，总想在有合适的机会之后将之铲除。而现在，他跟宋太祖当年的情况有些类似，这就让他看到了动手的机会。
虽然宋太祖那会儿已经称帝，而李曜如今只是掌握朝政却并未称帝，但他们二者有一点最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其在朝廷主要军事力量体系中，都同样拥有足够的权威。
因此，李曜最近一段时间，一得空便思索能不能从宋太祖收兵权的办法中找到一些灵感，或者说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他自己的收兵权举动加大几分成算。
他回想了一下，宋太祖即位后，其实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调整。
比如“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可见“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