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4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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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文曾说过，唐宪宗时，就有飞钱和便换，凡商贾到京师，可将钱送存诸路进奏院（各地在京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也可送存在诸军、诸使、官家，由收存人出给收据，然后持收据可到异地取钱，购办货物，这是一种异地兑钱的凭证。唐人赵磷的《因话录》中就有一例“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责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套之衣囊。”而五代楚王马殷，大量发行笨重的铅币、铁币、市上用的契券，其中契券也有纸币的性质。
到了北宋时，当时四川仍行用铁钱，因钱重价轻，不便使用，商人乃出具收据形式的纸帖，在市面上通行。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成立了交子铺，发行交子，用铜版印制，以便通行和兑现，后因交子舞弊，经营不善而归官办。商办交子因能够兑现，故有信用纸币的性质。
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真宗初年，仍称之为“交子”，那时候北宋朝廷开始筹议将交子改归官办。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并从第二年开始发行官交子，掌握纸币流通事务。“交子”成为世界上晟早的纸币，这绝非偶然。纸币的产生源于北宋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兴旺发达，当时的四川就是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
方才说了，交子最早时，其图案有屋木人物。用朱墨两色，还有备私人铺户的押字，“各自隐密题号”，以防伪冒。几年后，即宋仁宗天圣元年，由官府接收，特令在四川设置交子务，作为发行交子的机构。纸币先用木版印刷，后又改用铜版印刷。交子的币面价值，最早限于一贯至五十贯，在发放时临时书填，类似近代支票。宋仁宗宣元二年，改为发行五贯与十贯两种交子。宋神宗熙宁元年，又改为发行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交子。币面价值临时书填，改为定额印刷，这是纸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交子为三色铜版套印的纸币，立界（期）发行，三年一界。到了徽宗崇宁四年，又改为钱引，并于大观元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钱引仍为三色套印，至南宋初仍大量发行。南宋还有地方纸币，如河池银会子、两淮交子、湖广交子、铁钱会子等名。南宋初年民间还通行便钱会子，后改为官办。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又出现了商人纳钱，政府给以贩卖茶业、宝货、盐的凭证。还有现钱关子，公据关子、内关、金银现钱关子等名目。
金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就设立了交钞库，发行交钞。基本上是仿宋朝的交子，纸币上有发行机构，官员等的印章，另有编号、花纹图案等等。后又发行有宝券、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重宝、天兴宝会等名目。
元朝是中国纸币最为盛行的时期，元初纸币为各地单独发行。元世祖中统元年，印发中统交钞，又称丝钞。后又陆续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银货、蟹钞、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元宝钞及至正十年发行的至正交钞流通时间长，影响较大。
明朝洪武八年设宝钞提举司，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明朝从发钞至停用，未改钞名及形制。
清初顺治初年，因军事征讨不断，国家筹集款项而发行通顺治钞贯，但很快收回。到咸丰年间，因财政危机又大发纸币，分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两种，但很快失败。
比起金属货币来，纸币自有其方便之处。但是有了纸币，就有伪钞出现，伪造钞票案时有发生。南宋时一次查获伪钱引三十万，盗印团伙达50人。元代铅山（令江西省铅川县）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所造伪钞远至江淮、燕蓟。他以伪造致富，竟派恶少四五十人打进官府为吏，搜集情报，对欲告发他的人“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
因此李曜既然要发行纸币，对于防伪之事，就不得不慎。今日从东内回到王府，首先见的也就是大唐钱庄的几名主要干将。
第212章 秦王变法（六）
长安，崇义坊，陇西郡王府。
锦缎包裹的棉芯软榻之上，李曜正听人汇报大唐钱庄的筹备事宜。这棉芯软榻的棉芯，是去年河东所产，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遵照李曜的指示，充分发挥想象，将之大量利用起来，这软榻棉芯也是其中一项。
按照李曜随口给他们的规划，棉花的利用要从高端打入低端，也就是先制作一些官宦贵戚所乐于接受的器物，然后再走量，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自古就是个权威社会，上流社会流行的东西，才最容易被寻常百姓效仿，引为风气。因此棉芯被褥、棉芯软榻、棉芯枕头等，都已出现，在河东、河中以及关中等地的贵戚之家，大多已经开始使用，反响自然也是不差。
如今比较让李曜着急的是，棉花的织造工具还没能立刻跟上，织作棉布的手段太过低劣，试制的一批棉布完全无法作为外衣织造材料使用，李曜此前提出的“棉衣军服”计划，只能是在旧有的布料里面钉缝一层粗糙的棉布起到加厚保暖的效果。虽然聊胜于无，甚或说比过去的保暖水平确实有了不小的提高，但对李曜而言，这还差得远。
任何一门在现代社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技术，放在古代，都是需要很大一个“科技树”支持的，就譬如这个纺织问题，没有高效的棉纺机，李曜的设想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对于棉纺机的问题，李曜本人完全不懂，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指点，河中军械监商业司纺织局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按照军械监的老办法，拨款设奖，鼓励技工们组团攻关。
“遵大王令，大唐钱庄首批开设便有十家，分别设在长安、蒲州、太原、延州、邠州、秦州、华州、代州、云州、府州。至于各分庄压库钱，也都按照大致比例正在转运当中，约莫再有半月时间，大唐钱庄便可开张无疑。”
李曜点点头，吩咐道：“记得某此前说的话，在近一两年内，发行的纸币总额不能超过压库钱，以免在可能出现的挤兑之时造成无钱可换之局。钱庄者，信誉为本，切记。”
“谨遵大王教令，仆等岂敢或忘。”
李曜嗯了一声，见那万年县令已然等了不少时候，便道：“便是这般了，各自去罢。”几名管事立刻起身告辞而去。
待他们走后，李曜便吩咐下人将万年县令唤入堂中。
“见过右相。”这万年县令说来还不算外人，出自河东闻喜裴氏，名叫裴景，字观致，光启二年进士及第，入仕至今十一年了。不过话说回来，可不要小看万年县令这个官儿，这可是相当于现代的北京市朝阳区区委书记，而且算起来，现在的北京城又岂止像大唐的长安城一般，只有两个县区？
李曜笑了笑，命下人赐坐，然后道：“今日政事堂议政，已经决定在长安城外，东面不远兴建自由贸易区，这是你的治区，此事在之前某也曾对你家尊长辈们提过，想来你也有所耳闻这自由贸易区颇为不小，至少有长安东市的五个大，你以为建在何处为最佳？”
裴景略微有些诧异，不过却没有立刻表现出来，而是道：“选址何处，自然是朝廷决断，右相决断。”
李曜微微摇头：“自由贸易区的选址，需要顾及的地方甚多，这其中，对于长安城的消费方式以及消费群体的把握，则是重中之重。你是万年县令，因此某才问你。”
裴景迟疑道：“消费方式和消费群体？”
李曜简单解释道：“所谓消费，你可以简单得看做是花钱。”然后略略讲了一点商业原则和市场选址之间的关系。
李曜要建立的这个自由贸易区自然是商业区，欲使商业得到发展，首先要明了的是这个时代的城市消费方式。
所谓消费方式，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消费生活资料、精神产品和劳务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通过消费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结构和消费支出方式等表现出来。大唐市民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唐城市消费基本属于依靠市场完成的商品性消费。
大唐自立国开始，承袭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在城市建设上实行坊市制度，即严格区分商业贸易的“市”与居民住宅区“坊”，并加以严密的管理控制。从京城到各地州县均设置有“市”，各大城市的“市”中更是店铺林立，贸易繁荣。在北方，京城长安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南方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列置邸肆。广州乃广人与蛮杂处，地征甚薄，于是多牟利于市。
但自唐中期起，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就日益冲破坊市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有各式各样的商肆店铺，贸易交换不再局限于“市”内进行。而且，有许多小商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直接深入居民区进行商业贸易。另一方面，“坊市”制度下严格的夜禁制度渐渐放松，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如长安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汴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大唐城市中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市民依靠市场进行商品性消费最为重要的硬件。
在商业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大宗商品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转或最终销售地的专门市场，为市民进行商品性消费提供了便利。如成都蚕市，韦庄有词云：“锦里，蚕市，满街珠翠”。扬州药市，“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按照李曜的观点来看，这是粮食等农产品以及粮食作物和农副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商品化，这也是他派人收集了几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酒、各种调味品、茶叶、甘蔗、桑、麻、棉花、绢布、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牲畜（肉鱼）、木材等等商品的贩运和销售市场之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城市周围的各类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大都是经过市场，交换后再来到城市居民的手中。
大唐的市场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一般商品市场，也就是普通商品交换的场所，此外还有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文化娱乐市场。尽管大唐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还不完善，但的确已初具雏形。如后世通常讲的城市消费服务市场，任何时候，除了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外，还有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即消费服务。
马克思说这种消费服务的完成其实只能依靠市场来实现。在大唐，城市中饮食、娱乐行业的发展以及遍布于城市中的奴隶市场、雇佣劳动力市场，为市民进行服务消费提供了条件。我们曾研究过大唐江南城市经济，发现大唐江南城市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城市内服务性行业蓬勃兴盛。如《金华子杂编》卷下已说到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上专门有百姓撑了小船以淘河为业，可以说是今天的河道清洁工。这种为城市服务的人员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从劳动力市场上雇佣来的。
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