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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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当然没有政党，但大唐有藩镇、有节帅。李曜自己，就是节帅之一。
要知道大唐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之中逐杀节帅的事不胜枚举，虽然他如今并不担心会出现这种兵变，但任何掌权者都会下意识地将手中的权力抓牢，纵然李曜也不例外。
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才能使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出现的五代乱世被消弭于无形，而在当下的大唐，权力来源于兵权，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引入军政委制度都是利大于弊的。
但军政委制度在后世实施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一些弊端，李曜也必须尽量化解。刚才李筠所提到的这个最终决定权的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
军政委也好，教导员、指导员也罢，说穿了，其实就是政治监军，另外肩负了类似西方随军传教士曾经做过的思想引导工作。大唐的监军可少？真不少，但起到作用的有几个？或者说，真正起到让藩镇忠于大唐这个作用的有几个？因此军政委制度不同于简单的监军。
同时，李曜也不能容忍“监军”对军事主官在作战问题上过分考虑其他情况，以导致战争失利。某党在“雪村战斗”后痛失爱将，因此改变了政治主官在战斗时也拥有最终决定权的规定，改为作战时由军事主官掌握，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李曜最终的处理办法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非战争时期，各项事务均有军事主官掌握，但指导员拥有质疑权和否决权。质疑权的意思就是，指导员可以要求军事主官单独或者公开地对某些事情做出解释；否决权的意思就是，如果指导员不接受这一解释，可以要求暂缓执行，上报上级，做出最终裁决。另外，为免“上级”玩忽职守或可以包庇下级军事主官，指导员最高能上报“两阶上级”，称之为“越级申述”，即队正和队指导如果争执不决，队指导可以上报旅帅和旅指导，由旅级机构（也就是“营”级）做出决断，但如果这位队指导对这个决断不服，还可以直接上报到“军”，由都指挥使、军指导做出决定。
但为了保证“上级权威”，也就是历来所说的“军中自有阶级法”，因此李曜又规定：申请“越级申述”的申述的下级指导员，如果申述失败，将就地免职。
其次，在战争期间，如军事主官与指导员出现争议，则军事主官拥有最终决断权，战后由上级判断对错。有鉴于一般会闹到由上级判断对错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战斗失利之后，因此那个时候军事主官通常都是“责任人”，所以李曜也给予了军事主官“越级申述”的权力。当然，申述失败的结果也是就地免职。
其实这里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军事主官真的领导了一次失败的战争，罪名太大，弄不好就是死刑，那么他肯定要申述，而越级申述失败的结果也不过是就地免职，因此他获得了两次申辩的机会。
然而李曜认为这是值得的，一个好的指挥官，其培养绝不容易，他不能容忍一个优秀的指挥人才被自己的规定轻易害死。这道理就如同当初河中之战后他费尽心思，既要让史建瑭长记性，又不能真把他杀掉“以正军纪”一个道理。因此，给予军事主官两次申辩的机会，符合他设置这一制度的初衷。
再次，李曜设置的指导员，在平时的训练中必须参训；队级指导员必须熟知全队所有士兵的家庭和个人情况，包括个人爱好等，而旅（营）级指导员必须了解到火长，以此类推；指导员在战斗时期，要求一直与军事主官处于同一战斗层面，如军事主官未曾撤退，指导员也不能脱离战斗，否则全体士兵均有权力当场击毙该指导员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李曜给予指导员极高的地位，极大的权力，但同时也赋予全军上下监督指导员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权力与责任成正比。
听完李曜的详细解释，李筠不由问道：“指导员的设置，羽林军也同样执行？”
李曜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羽林军算起来并非藩镇军队，而是天子近卫，如果也按照河中军的规定设置指导员，恐怕引起物议。
然而李曜却坚持道：“不错，左右羽林均按这一办法设置指导员职务。”
李筠望向李曜的眼神顿时有些不同了，但他却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次日一早，河中军派出多路探马向西探查李茂贞岐军动向，而李曜则开始华州军的临时整编。华州军的整编暂时来说肯定做不到河中军整编的层次，李曜只能进行遴选、重编和“掺沙子”。遴选是在约莫四万华州战兵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最终遴选出三万战兵，其中最精锐的两千人按照习惯编入近卫军，剩余两万八千人分别编为四个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这四个军也是按照河中军的编制，每军七千人。
重编无须多说，就是打乱了原先华州军的编制，全部重新再编，主要是为了预防原先那些小团体扎堆闹事。至于掺沙子，无非就是从河中军的基层抽调人手，充当华州整编军的中低级军官。李曜对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基层军官素质决定其战斗力”的说法深信不疑，同时也相信只要掌握住了基层军官，基本上也就掌握住了部队这个观点。
好在李曜一贯注意培养自己军队中的基层骨干，他的军队一贯重视培养基层军官，因此突然抽调一批基层军官到新军之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相应的，这批原先多半是“副手”的基层军官忽然得以转正，对李曜的忠诚度显然也要大为提升。
这四个新军的都指挥使，分别安排为定远左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定远右军都指挥使咄尔、靖远左军都指挥使魏逊、靖远右军都指挥使陆遥。
但是这么一来，开山右军、摧城左军以及破阵左右军、定远左右军、靖远左右军合计八个军的副都指挥使就全面空缺了出来。于是李曜又很及时的宣布：八个副指挥使位置，将在与李茂贞作战结束之后，论功行赏！
以义凌之，以势迫之，以威压之，以利诱之。
奉天子之命来讨不臣，是为以义凌之；引河东为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同州，挟大胜余威南下华州，使韩建心惊胆战，是为以势迫之；大军入城，即行雷霆手段，强行整编，毫不通融，是为以威压之；空出八大副指挥使高位，又使任何人均可以军功来争取，是为以利诱之。
李曜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刻显露无疑。
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李曜除了整军之外，几乎“忘记”了所有别的事：对于韩建，未曾宣布处罚；对于投诚的李巨川，李曜只是命他“帐前听用”，并未给予一官半职；对于主动来投的前捧日都头李筠，李曜也同样未曾启用。
天子行在对这一切，均无任何表示，行在和节帅府同时沉默，使得任何人都不愿主动提起，以免祸从口出。
一个月后，李曜忽然出兵，除留破阵右军驻守华州之外，亲帅开山左军、开山右军、摧城左军、破阵左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以及护国近卫军共计九个军，战兵六万余，辅兵四万余，合计十万余大军，号称十五万，放弃长安不管，忽然攻下长安北边的耀州，直扑长安以西、凤翔以东的乾州！
如果李曜拿下乾州，就一举切断了长安和凤翔、邠宁之间的联系，而李曜则东可以围困长安，西可以进击凤翔，北可以拿下邠州。
李茂贞闻讯，立刻下令长安守军撤出长安，迅速向乾州集结，又同时下令邠宁、鄜坊等各处出兵，与他亲自统领的凤翔大军在乾州会合。
“乾州会战”，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准备工作。
然而就在此时，李曜却并不应战，反而忽然转头，大军南下，连刚刚拿下的耀州也不管，直扑长安，当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乾宁四年九月初九，李曜第一次来到长安，大唐帝都。
许多人谈起唐朝，都有一种心驰神往之感，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几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眼下到了长安的李曜，看过了长安的模样，才知道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拿李曜眼前的长安城来说，宏伟、壮丽，无与伦比。但却不要以为城内的市民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在李曜看来，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
在眼前这个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李曜穿越前，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得到过这种感受。
站在午门外，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虽嵯峨却也呆板，虽宏伟却也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不够。一般人在这种辉煌面前，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还能感到什么呢？
大军临空城，自然轻松掌握城防，李曜入城之后，亲自视察全城。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其威严壮观，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
李曜望着宫门，忽然觉得，后人对它的自豪，可能不过是那时的自己，仿佛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至少现在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那些远远打量着自己这个克复长安大功臣的民众，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
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