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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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一直超然在外、坐看涛生云灭的王抟也忍不住问：“蒲帅竟有这般妙策？”
李曜心中暗笑：“自然是妙策，我既然敢引入股份制，难道就不敢引入股票的概念？哼哼，不怕你们不入我毂中来。”
当下便道：“这法子其实并不复杂此番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开支为三百万贯，某曾说过，一股为三千贯钱，是也不是？”
众人自然称是。
李曜点点头，继续道：“其实如此一来，限制得太死，剩余盘口便不好分配。因此不如这般：节帅府开放出来的一百二十万贯盘口，按照这个基本框架分为四百股，但是每一股的价格并不限死，各家自行报价，说出自己每股出资多少，要多少股，如无竞争者，便算购入股份成功，若有竞争者，则竞争者出价须得高过此前的出价每次加价，每股提高至少五十贯。”
此言一出，众皆愕然，不片刻之后，与会众人大多面如土色，望向李曜时，眼中神色复杂之极。
杨潞忽然咯咯一笑，曼声道：“蒲帅好算计，不过，奴家仍觉此事可行，奴家出五十万贯，要一百五十股。”
众家皆是蹙眉，杨潞这般一来，就是同样出五十万贯，却比之前少拿了十六七股。自家若是与她相争，岂非要亏更多？
谁料还真有人愿意亏，只是此番出价之人谁也未曾料到，竟然是此前与节帅同时下楼的年轻郎君，他忽然开口道：“某以太原王氏名义，出资五十二万贯，也要这一百五十股。”
众皆愕然，便是王抟，也有些错愕，继而微微蹙眉，看了王笉一眼，目中似有不满。但王笉目不斜视，反而端起茶水，小饮一口，一副淡然自若地模样。
李曜看了她一眼，并不做声。这时靳蓿道：“蒲州靳家，三十二万贯，一百股。”
傍晚时分，河中节度使府。
李袭吉满面红光地对李曜道：“明公，此番真是自古未有之盛事！原本筹资一百二十万贯，谁料最终竟然拿到二百三十万贯，几乎翻了一倍！”他忍不住仰天打了个哈哈，笑得止不住，道：“更了不起的是，明公竟然能让他们多出了近一倍的钱之后，仍然只拿到四成股份！这真是真是闭着眼就赚了一百一十万贯啊！就这白白赚来的钱，我河中五万大军，就可用半年了！”
李曜却仍只是面带微笑，点头道：“是赚了一点，不过这笔钱某可不打算拿去养兵，这是拿来做前次某与你说到的农业计划的。”
李袭吉微微一怔，这才想了起来：“明公是说上次曾给某一观的‘河中农业发展规划’？”他忽然有些错愕：“不过前次明公不是说，尚未物色到最佳主事人选么？难道现在已经有了？”
李曜颌首道：“不错。”
李袭吉问：“却是何人？”
“张全义。”李曜嘿嘿一笑：“此公被我生擒这么久，直到此番河中大战之后，朱温大败亏输，他才真正死了心，这才开始松口，愿为某效力。”
李袭吉想了想，也点了点头：“张全义此人，别的不说，对农务倒是十分热衷，若他真心归顺，主管这农业，料来应当不差。”
李曜却微微蹙起眉头，摇了摇头：“某这计划，可不止是‘劝课农桑’这么简单。”他心中暗暗叹息一声：“都说强汉盛唐，这大唐朝廷在农业上，可真是啥事不干，靠天吃饭啊！”
要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唐代一贯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盛世，其文治武功可与前汉媲美，故并称汉、唐。从形式上看，唐确是汉以后又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只有前汉可与之相比：汉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兰百六十八里；唐之疆域比汉殆又过之：“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全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到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说明唐代疆域的总面积超过了前汉。大唐在文化上，也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上和工艺技术上，都表现了高度的成就，这是不需要细说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汉唐并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但李曜却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建邦立国的根本大计、从富国利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从巩固国家政权基础以强化国家机器、从为民兴利除弊以图长治久安这些方面来看，唐朝的十几位皇帝中，除了一二开国之君稍富韬略，可视作例外之外，其余大都是无所作为，也不求有所作为，一切听任自然摆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对于国家的治乱，对于自己统治地位的安危，没有任何通筹全局的长远规划，没有深谋远虑的战咯部署，也没有应付急需的治标安排，甚至遇到与王朝生死攸关的巨大困难，也都是付之悠之，徒唤奈何，而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在困难面前不作任何主动行动，来扭转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可以说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
这其中只有玄宗原来还比较英明，开元之时亦颇思有所作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骄奢淫佚，醉生梦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统治基础被他斫丧殆尽。其余更都是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残喘，更谈不到施展韬略、有所作为了。就连宪宗，也只是相对多了几分手腕，而并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识。其实这种情况，在前后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至少在这个方面，唐不仅不能与汉比，甚至不能与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