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公民权与国家(1949-2009的湘西农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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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经验表明，建设的饱满热情不能代替冷静的理性思考。人类建设美好生活的众多勃勃雄心却常常酿成事与愿违的可叹悲剧。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1936—）对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深层根源作了重要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提供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正如斯科特指出的那样，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乌托邦幻想为统治精英所掌握，而这些精英不承诺民主或公民权利，并为了达到目标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的时候，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错误。当接受乌托邦试验的社会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时，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致命的错误。［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7页。本书正是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在借鉴人类累积的多元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农民公民权利的演变来揭示农民公民权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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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中国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国家的构建，始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对于满清这样一个传统王朝来说，其传统政治结构无法容纳、吸收和整合现代性因素，因而使自己在现代国家的转型中垮台。国民党和共产党相继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主要〃能动者〃。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孙中山（1866…1925）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思想的第一位完整表述者。他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所谓民族主义，是要解决民族矛盾，实现民族独立，确立现代国家主权；民权主义是要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主权在民，确立现代国家合法性基础；民生主义是要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民生幸福，确立社会和谐。孙中山还提出了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的宪政主张，他认为〃政是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7页……人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四项民权，政府设置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五项治权。秉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中国国民党，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遭遇内外交困而最终在中国大陆失败。︰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继之而起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强大能动者，共产党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有得有失。首要的一点是，共产党以一个空前强大的政党，阻止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解体，重新确立了中央的强大权威，在国际社会中确立独立的国家主权，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在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民主—国家构建中，中国又倍经曲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最全面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国家构建是国家通过制度化建设调整国家与社会、市场和个人及其相互关系合理化的过程。理性化和民主化被认为是国家构建的基本目标。参见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不过，郑永年提醒说，经验事实表明，在一个国家尚未具备民主化所需的最低制度条件时，民主化经常导致国家解体。因而中国的国家构建最重要的是从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制度进行激进式的重建，在确保国家生存的基础上，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参见郑永年：《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强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构建现代国家，而构建现代国家又面临着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双重任务。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徐勇教授对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作了分析，认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两个特性，在欧美国家，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这类后发国家，不仅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不同步，而且会产生矛盾。因而中国在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之后，还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以完成民主—国家建构的任务。参见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历史经验表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参见《伯恩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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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农民的公民权利为指标观察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将农民、地方国家（LocalState）、中央国家（CentralState）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并在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二维视角基础上拓展为三维视角，即增加公民—国家这一重要视角，提出建设与发展公民权的能力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和核心，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进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
二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深厚的知识储备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对于一个优秀的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常常对那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之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钦慕不已冯绍雷认为：〃多学科方法的使用并不要求一个当代学者都要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但是，现代知识的综合和交错也常常使我们单一学科的知识捉襟见肘。我个人认为，即使在学术浮躁的当代，主张在首先学好一门学科知识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接受其他学科的一些范畴，这并非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参见冯绍雷：《推荐序》，载［丹］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孙友晋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传统中国对博士的一个定义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谓之博士。〃参见《资治通鉴》卷七胡注。，吾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多年以前，我就以〃纵观上下五千年，横看东西两半球〃自勉，愿见贤思齐不做井底之蛙，乐独立思考驰骋地球之村，对任何宣称已穷尽人类知识和宇宙真理的学说保持怀疑与警惕。
毫无疑问，知识的局限与学科的分离，往往限制了学者的思维空间。任何伟大的学者也只仅仅对宇宙和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的某个方面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不把任何学说当教条而停止思考的脚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前贤与今人已有知识的阶梯上继续往上攀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自负地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于人，从而重蹈历史上常见的暴力打倒他人旧权威却强制树立自己新权威之故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如海纳百川之胸襟，在学术的融合中升华自我，在思想的交流中碰撞出火花。
项继权教授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后人的成就从来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随着信息与人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一个人不仅可以从前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而且还能够从同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研究和思考中得启迪。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直接来源于我自身的经验观察和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也直接得益于前辈和今人的理论探索与研究成果。
（一）农民与农村问题研究
20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既有不同的学科涉足其间，也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其中。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均以本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深入到中国乡村社会，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
周晓虹教授从社会学角度对20世纪中国农民研究文献作了梳理，他将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划分为1919—1949年和1979年以来两个时期，并认为1949—1979年长达30年的时期为〃空白期〃参见周晓虹：《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代序）》，载贾德裕、朱兴农、郗同福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无疑，这个梳理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线索，但是，这个文献梳理只限于社会学文献，同时也只局限于中国大陆。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投向在中国大陆兴盛一时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和港台等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学术研究，那么1949—1979年就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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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教授等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历史作了长时段的回顾梳理。他认为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有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现象，但没有〃三农〃问题。〃三农〃得以成为一个问题，深刻的根源在于现代化进程。参见徐勇：《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理论月刊》2004年第9期。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中，形成了诸多研究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