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公民权与国家(1949-2009的湘西农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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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正义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必然是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一个蔑视和践踏个人权利的社会必然背离正义、趋向邪恶。偏离正义的社会，必将危机四伏。治国若离开正义，势必自食苦果。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一个正义的社会，既不是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社会，也不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社会，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一些不利于农民享有平等公民权的旧体制，可以通过新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而予以变革。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具有深远文化背景的种族歧视不同，处身于城乡二元结构之中的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地位，主要是人为的政策制度安排的结果。凡是人为的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安排，就可以通过新的政策制度安排予以改革或废除。中国第三代改革者推出的〃农村新政〃赵树凯将中共十六大以来改革者推行的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农村政策称为〃农村新政〃，其基本着力点有两个方面：一是给农村有力的经济支持，二是切实保护农民的权利。参见赵树凯：《农村发展与新的治理范式》，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中国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有力地支持了这个结论。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及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使中国第三代改革者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改革进入第三波。笔者将中国改革30年来分为三个阶段三大波，并相应地将三个阶段的改革者分别称之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改革者。在正在推行的第三波改革中，已经出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能力、和谐社会、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新农村建设、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改善民生、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型政府等新的改革关键词。从2004年提出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终结了2600年来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亿万农民由衷地感到高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取消农业税，成为第三波农村改革中的标志性起点。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立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这些新的执政理念和改革举措，成为中国改革第三波中受人欢迎的新亮点，它使人感到中国正在逐步走向有利于农民公民权发展的正常轨道。展望中国的未来，一个公民权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长久以来我心中渴望每个农民都享有平等而充分的公民权的梦想，正可能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对此，我深感欣慰，并充满着新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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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1922—2006）指出：〃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可能感到难以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9页。学者可以激愤，但学术研究必须冷静而理性。为了探索农民问题的根源并促进农民问题的解决，我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以公民权为视角，对农民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苦苦思索和理论追寻。理论来源于现实，也服务于现实。已有的理论研究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但在解释中国农民问题上，似乎还不令人十分满足。滞后于现实的理论，势必成为发展的桎梏。放眼世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国家，公民权的保护和实现程度通常也比较高。公民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指标。展望中国的未来，一个公民权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长久以来我心中渴望每个农民都享有平等而充分的公民权的梦想，正可能一步步地变为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页。如何不断提高中国农民享有人权和公民权的水平，这是我理论追寻和学术关怀的基本诉求。
〃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因为一个理性与良知集合体怎么能单凭强制而结合起来呢？〃［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2页。我一直珍藏着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这句名言，因为我始终坚信，对于中国这个伟大的民族来说，终将走向公民权的时代。相关讨论，参见［美］路易斯·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吴玉章、李林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这正是我选择农民公民权问题作为研究选题的主要缘由。
本书致力于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农民问题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根本问题。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32天的时间里，实地调查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指出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进路和特点是，以革命的方法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农家子弟崛起为共和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通过革命战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了土豪劣绅，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农民问题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解决农民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同上，第692页……〃授权给农民〃，这个正确的主张可惜没有引起他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有效的践行。历史表明，如何做到〃授权给农民〃，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1904…1997）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邓小平解决农民问题的进路和特点是，以改革的办法，解放思想，放权让利，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重大解放，农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但农民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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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面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严峻形势，第三代改革者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出〃农村新政〃，使农民问题的解决出现了新的重大转机。本书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入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观察，试图探求以公民权利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进路。在革命时期，党提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改革以来，农民增收问题被视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时至今日，我们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权利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面临公民权理论研究和公民权实践发展双重滞后的困境。要使农民的公民权获得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权利理论，构建权利保障的体制机制。权利可区分〃作为革命的权利理论〃和〃作为建设的权利理论〃。这不是辩析权利的两种不同类型，而是强调权利的两种不同功能。近代以来，革命者往往以权利为强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推翻旧的专制统治，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但囿于〃作为革命的权利理论〃的认识，革命成功后，权利似乎功成身退，在革命政权中黯然失色。这就需要创新一种〃作为建设的权利理论〃来擦亮人们的眼睛。本书将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为中国农民公民权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垫上一块新的理论基石。c米c花c书c库c ；http：//www。7mihua。com
本书致力于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2006年，第三代改革者正式推出新农村建设，提出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参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件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这一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议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