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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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数量比以往更多，他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心态和态度也在改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有80多个国家的人口中值年龄不超过25岁。这些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极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约80％的武装民众冲突和种族冲突发生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勾勒出的‘动荡的人口弧’从中美洲中部延伸到安第斯山脉中部，覆盖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中东延伸到了南亚和中亚。”
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加剧了年轻人对权威的质疑和对权力的挑战。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数量更多，他们拥有的东西也更多，包括预付费电话卡、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也包括旅行以及与国内外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他们的流动性比以往更强。在一些工业化社会中，主要人口群体是正在步入老龄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但在其他地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却是年轻人，他们傲慢、寻求改变、喜欢挑战、见多识广、流动性强且与外界联系广泛，他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在北非和中东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因移民的流入而变得复杂。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如果不是由于数百万西班牙裔和亚裔年轻移民的涌入，过去10年，美国18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会持续下降。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这些年轻移民的到来是其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2012年，白人婴儿在美国新生婴儿中只占少数。布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弗雷指出：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2）
由于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在1946~1964年处于20世纪的最低水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往最少。现在，美国移民占总人口的13％，他们的背景更多元。老移民因此而长期处于孤立状态。5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76％是白人，10％是黑人，黑人是最大的少数族裔。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55％是白人，31％是西班牙裔、亚裔和其他非非洲裔人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没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他们会讲英语和其他语言。
总之，老人们现在不仅不了解人口的变化趋势，甚至对此都不会提及。但对于美国和欧洲那些想要获取、行使或维护权力的人来说，了解这些新选民的思维模式和期望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心态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如何？一系列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正为我们展现一幅更清晰的图景。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自1990年起就开始跟踪占据世界人口85％的80多个国家中人口的态度变化。该项目负责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调查报告的几位共同撰写人（尤其是皮帕·诺里斯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特别记述了人们对性别差异、宗教、政府和全球化的态度的深刻变化。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个人自主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并反对专制。
另外，大量调查结果显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民众对领导人及议会、政党和司法机关等民主治理机构的信心不仅处于低点，而且在持续下降。这一趋势令人感到不安。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在认真思考这一趋势后指出：
从1958年开始，美国全国选举研究小组几乎每两年就会问美国人一次同样的问题：“你一直或是大部分时间都相信美国政府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75％的美国人会回答“是”。此后15年，这一比例急剧下滑，到1980年已经降至25％。当然，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发生了两起暗杀事件，爆出了导致尼克松总统“自我弹劾”的水门事件，阿拉伯国家也发起了石油禁运。这让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疏远甚至敌视政府，最关键的是信任没有恢复。过去30年，美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一直徘徊在20％~35％之间。1972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到了不足50％，这意味着40岁以下的美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大部分民众都不相信政府会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的国家。在漫长的40年中，美国人多次投票选举出思想意识不同的新领导人，但他们对政府的低信任度始终没有变化。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有2/3~3/4的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对于这个国家的健康运转意味着什么。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3）
盖洛普的数据证实了美国人态度的剧烈转变，该公司从1936开始对民意进行持续追踪。它发现，在美国，民众对工会的满意度以及对国会、政党、大企业、银行、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主要机构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军队是少数几个仍旧受到美国人信任和支持的机构之一。）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美国人尊重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也急剧下滑，其民众满意度从1986年7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数据证实，民众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这并不意外。在《批判性公民》（CriticalCitizens）一书中，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总结指出，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核心政府机构的不满日益加剧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始于美国并席卷欧洲的2008年经济危机更加深了公众对政府、政治家和银行等他们认为应该为此次危机负责的权力行为体的强烈不满。
这些调查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政治和物质生活发生变化时（有时可能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些变化。
心态革命促成了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女性和少数族裔，甚至是企业的小股东，都要求受到公正的对待。许多标准和规范都有深厚的哲学根源。它们在今日的普及和流行虽然还远不完美，但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心态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变化、政治改革、民主和繁荣的扩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教育机会的明显增多以及通信手段和媒体的迅猛发展。
全球化、城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机遇的出现以及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普及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对人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变化的信号效应使激发我们行动的渴望持续显著地增强。憧憬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自然特征，但真正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抽象的生活改善，而是对具体生活状态的渴望。经济学家指出，移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之所以要移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绝对贫困，而是因为相对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和外界接触得越多，由接触激发的渴望就越强烈。
心态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全球价值观的兴起和由渴望激发的行为的增多成为权力的道德基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们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传递：事物并不一定总是一个样子，它们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更好的呈现。它们也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在人们眼中都不再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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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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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外包产业是这三场革命同时发挥作用的最佳例子之一。作为印度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中的电话服务中心和其他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在2011年的收益是59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雇用了将近1000万印度人。谢赫扎德·纳迪姆研究了印度的电话服务中心对员工的影响，他在《千人一面》（DeadRingers）中写道：“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作的人的特点和渴望正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他们彻底反对旧有的价值观，消费引人注目，用西方的形象作为衡量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标准。”这些工作的报酬相对较高，但它们却使年轻的印度人陷入了重重矛盾和相互撕扯的渴望之中，他们渴望在印度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却又为了纯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模仿西方人的口音和名字，还要应付来自另一个大陆的富裕的客户的辱骂和剥削。
特别是对印度年轻的城市女性来说，这些工作为她们提供了过去无法得到的机会和经济收益，让她们的行为发生了持久的变化，颠覆着旧有的文化规范。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称“印度电话服务中心的自由是无限的，恋爱是最热门的消遣，性是一种娱乐”，而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是印度商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为了事业的发展，印度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选择了推迟生育。
《权力的终结》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1）
大量事件似乎表明，变化并没有那么夸张。微权力行为体的出现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强大的权力行为体最终还是能够并将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专制统治者作为个体可能已经下台，但他们背后的权力机构仍旧发挥着影响力。毕竟，伊朗和俄罗斯政府的镇压，大银行的合并，政府的扩张和紧急援助，甚至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公司的国有化都表明，权力仍然遵循着旧有的规则，不是吗？高盛、美军和天主教会都没有消失，它们仍旧通过多种途径施加着影响。
虽然一些巨头倒下了，但取而代之的新的权力行为体似乎还在遵循相同的组织原则，同样迫切地扩张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不再是美国钢铁公司或欧洲某家钢铁巨头，而是一家曾经处于行业边缘的印度公司。但如果这家印度公司从一些老对手那里获得了许多资产、员工和客户，这种权力地位的交替还重要吗？新兴巨头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巨头相近，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但如果因此便认为新兴巨头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常规运转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合理吗？＋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趋势可以解读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他之前的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表现。熊彼特认为：“国内外新市场的开放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从手工业商铺和工厂向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