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状态 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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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莎拉·琼斯说，“等一会儿，安。”她转向讲台上的那个俄罗斯演讲者。他在说些什么？她思忖道。
她快步走向记者台，记者们已排成一排，都把手提电脑打开。他们正在实时获取会议资料。
她从《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本·洛佩兹的肩头看过去。
本·洛佩兹并不在意；他追求莎拉·琼斯好几个月了。
“喂，亲爱的。”
“喂，本。不介意我看点东西吧？”
她移动鼠标，开始浏览信息。
“当然，没问题。你身上的香水很香。”
“真糟糕。”她说。
“出问题了吗？”本·洛佩兹说。
“你明白他的话吗？”
“唉。可怜的家伙。也许正在倒时差呢，真令人吃惊。很明显，他说英语时很费劲”
原来的讲话删掉了。记录改了过来。毫无疑问：这个俄罗斯人事先就知道了冰川和洪水泛滥，而且写进了他的演讲稿。当他下飞机的时候，有人忘了告诉他，这是绝不会发生的。
他事先就知道了。
可是现在，记录上已经改了过来，原来的话也删掉了。她瞥了一跟后面全程拍摄的摄像机。毫无疑问，刚才的讲话也将从录像上消失。
那个狗娘养的事先就知道了。
“喂，”本·洛佩兹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如此不安？跟我说说，好吗？”
“以后吧，”她说，“我保证告诉你。”她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向安·加内尔走去。
“如此说来，”安说，“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工业界策划的运动，是一场精心演练、资金充足、影响广泛的极端右翼分子的运动，其目的是摧毁阻碍它的环保运动。”
经历刚才的种种之后，莎拉没心情理会这些喋喋不休。“安，”她说，“你怀疑过自己可能是妄想狂吗？”
“没有。不管怎样，即使是妄想狂也有敌人。”
“现在有多少工业界人士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莎拉说。
“喔，不太多。”
莎拉·琼斯知道，在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董事会的三十个成员中，有十二个是工业界人士。现在所有的现代环境组织都是这种情况。最近二十年里，他们一直有工业界的代表。
“你向董事会成员问起过有关这次工业界的秘密运动吗，”
“没有。”她说。她奇怪地打量着莎拉。
“你认为，”莎拉说，“像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搞的秘密运动，可能吗？”
“你在说什么？”安生硬地说，“莎拉，我们都是良民。”
“是吗？”
“是啊。”安·加内尔强凋说，“莎拉，你怎么了？”
在会议厅外的停车场，三泳·塔帕坐在汽车里，膝盖上放着手提电脑。他轻轻松松地进入了记者们所用的无线电高保真网络，现在正接收会议资料，同时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被发现，然后再也进不去了。但是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包括修改后的全部会议资料。他想，科内尔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屏幕上，三泳·塔帕正监测着来自西大西洋佛罗里达海岸以外的卫星图像。一个巨大的高压气团开始旋转，飓风的雏形开始形成。很明显，曾经有人打算策划飓风事件，但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
现在他又在追踪别的调查线索。科内尔特别关心的是名叫杜伍／２的小型研究潜艇和天蝎座补给船。那艘潜艇和补给船被卡尔加里的一家名叫克鲁科的天然气公司租借，正在南太平洋从事探测海底天然气矿藏的研究。大约两个月前，补给船到了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随后又离开了，现在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附近。
在克鲁科注册成为加拿大公司以前，它一直默默无闻，人们对它也无甚兴趣。该公司除了一个网站和网址外，毫无固定资产。网站的所有者是克鲁科租赁公司，这个公司根本不存在。租金是通过开曼群岛上的一个账户以欧元支付的。账户名是地震服务公司，也在卡尔加里，与克鲁科的邮政地址相同。
它们明显是同一个实体。最初是地震服务公司想租借潜艇。导致了后来纳特·达蒙在温哥华的死亡。
现在，华盛顿的代理机构正在搜索卫星地图，试图在所罗门群岛的某个地方找到天蝎座，但是所罗门群岛被云层遮住了，卫星掠过时没有发现船的位置。
这在本质上是件麻烦事。它表明，船已经被人用什么方法掩藏起来了，可能是开进了一个隐蔽的船坞。
南太平洋的某个地方。
太平洋可是个无边的世界。
同样麻烦的是，补给船已经到了温哥华，装载了三十吨的“工业设备”，六大箱，每箱五吨。加拿大政府怀疑该公司私自运输汽车，因此打开了其中一个箱子。海关官员在箱子里发现了被他们列为‘柴油发电机”的设备。
发电机！
三泳虽然不知道箱子里装了什么，但他清楚不是柴油发电机。因为你没有必要去温哥华买一大堆发电机。因此，麻烦大了——
“嘿，你！”
他抬起头，看见两个保安正穿过停车场，朝他的车走来。很明显，他入侵无线电高保真网络的事败露了。该走了。他转动钥匙，启动汽车，开走了，在经过两个保安时，他高高兴兴地向他们挥了挥手。
“莎拉，发生什么事了？你刚才呆呆地望着天空。”
“没什么，安。”莎拉摇了摇头说，“在想些事情。”
“想什么？你为什么说我是妄想狂？”安把手放在莎拉琼斯的肩上，“真的。我有点儿替你担心。”
莎拉想，我还替你担心呢。
事实上，是莎拉对妄想狂感到不寒而栗。她环视整个房间，目光与德雷克相遇。他正从房间那边盯着她，仔细打量她。他这样盯了她多久？他看到她冲向记者台了吗？他推断出那是什么意思了吗？他知道她所了解的一切吗？
“莎拉。”安推了推莎拉的手臂。
“唔，”莎拉说，“我真的很抱歉，我得走了。”
“莎拉，我为你担心。”
“我没事的。”莎拉说着，起身离开房间。
“我要跟着你。”安说着，也起身离开。
“我希望你不要跟着我。”
“我担心你的安全。”
“我想我需要独自呆一会儿。”莎拉说。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朋友？”安·加内尔说，“亲爱的，我认为你需要一点关怀，我看得出来。我能给你。”
莎拉叹了一口气。
尼古拉斯·德雷克目送着莎拉离开房间。按照他的要求，安紧紧地跟着她。安·加内尔尽职尽责，紧跟不舍。莎拉设法摆脱她，除非她转身就跑。但她如果那样做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在关键时刻，强硬手段是必需的。比如在战争时期。
但是，德雷克怀疑采取强硬手段的必要性。是的，科内尔已经成功地瓦解了前两次计划，但那是因为环境解放阵线是一群外行。那群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的自发行动不适合现代化传媒的需要。尼古拉斯·德雷克已经向亨利说过许多次。但是亨利总是不以为然；他所关心的是推诿，不认识这些人。是的，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当然可以否认他们认识这些小丑。真是一群笨蛋！
但这最后一次计划不一样。这次计划的设计要仔细周密得多——应该如此——因为全是专业人士。科内尔决不可能瓦解它。德雷克认为，科内尔甚至不能及时赶到。在特德·布拉德利和安之间，尼古拉斯·德雷克有许多耳目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他还有一些惊人之举等着科内尔。
他打开手机，拨了亨利的电话，“我们已经把它们藏起来了。”他说。
“好的。”
“你在哪里？”
“我正要把消息告诉Ｖ，”亨利说，“现在我正开车去他的住处。”
透过双筒望远镜，科内尔看到银色保时捷敞篷车开进了海滩上那幢房子的车道。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人走了出来，他身穿蓝色高尔夫衬衣和棕褐色休闲裤，还戴着棒球帽和墨镜。科内尔马上认出他就是亨利，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公关部的头头。
他想所有的人物都出场了。科内尔把双筒望远镜放在防护栏上，停下来思考这意味着什么。
“先生，你知道他是谁？”站在他身旁的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年轻人说道。他还是个孩子，不过二十五岁左右。
“知道，”科内尔说，“我知道他是谁。”
他们在圣莫尼卡山崖上俯视着海滩和海洋。这里的海滩从海滨到自行车道有几百码宽。紧挨着自行车道是一排房子，然后是喧嚣的六车道公路。
即使紧靠公路，这些房子还是惊人地贵——据说，两三千万美元一栋，可能还要贵。住在这里的全是加利福尼亚一些最有钱的人。
亨利拉起他保时捷车上的帆布顶盖。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门边。按响了门铃。他走了进去，房子异乎寻常地现代，带弧度的玻璃像珍珠一样，在清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亨利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可是你并不关心到这栋房子来的人。”联邦调查局的那个人说。
“是的，”科内尔回答，“我不关心。”
“你也不想要一个名单，或者一个记录——”
“不想。”
“但是它也许可以证明——”
“不，”科内尔说。年轻人想帮忙，但却让他心烦。“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只想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离开。”
“比如，他们去度假之类的吗？”
“是的。”科内尔说。
“万一他们留下佣人呢？”
“不会的。”科内尔说。
“实际上，先生，我相信他们会的。这些家伙总是留人照看房子。”
“不，”科内尔说，“这栋房子会被彻底清理。每个人都会离开。”
那个年轻人皱了皱眉头。“那么，那是谁的房子？”
“一个叫阿伦·威利的人的。”科内尔说。他还告诉联邦调查局的那个年轻人：“他是个慈善家。”
“啊哈。他是干什么的？不会是某个团伙的成员或者别的什么吧？”
“你是说，”科内尔说，“那种干肮脏营生保护神之类的人。”
“按常理，”那个年轻人回答说，“没有人赚那么多钱而背后没有故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科内尔说他知道。事实上，阿伦·威利的发家史一与哈罗修·阿尔吉一样，是典型美国式的。阿伦·威利从开办廉价的服装连锁店起家，在第三世界血汗工厂加工成衣，并以成本三十倍的价格在西方出售。十年后，他以四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的公司。不久，他变成了，用他自己的定义来说，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为世界持续稳定和环境保护的正义事业奔走呼号的斗士。
他从剥削中赚了那么多钱，现在他又用这些钱来攻击这种剥削。他热情、正直，并且把“Ｖ”添加在他的名字前以表纪念。然而，他的攻击往往导致大批公司撤离第三世界，而这些公司撤出之后，又被中国企业所取代。因此，从某种角度说，Ｖ·阿伦·威利剥削了工人们两次——第一次是他赚钱，第二次是花这些钱求得良心上的安慰。他英俊潇洒不蠢不笨，但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