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以后有几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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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凭借《三国演义》中“忠奸分明”的形象描写才能形成这样独特的艺术奇观，凭借着忠奸冲突的自然发展，才能塑造出《三国演义》鲜明的人物形象。鲁迅先生在谈到《三国演义》中人物塑造时曾说：“写的好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此似乎颇为不齿。然而事实上，正是艺术的纯粹“忠奸观”产生了旗帜鲜明的正邪对抗，刺激了读者的神经，也造成了人物间鲜明特点的形成。也只有取舍的利用“忠奸分明”的大旗再进行艺术再加工，“有一忠必有一奸，有一贤必有一愚”，才能够成功塑造出如《三国演义》般独特的人物形象群体，而又能不违背“三分虚构、七分史实”的历史文学初衷。下面将结合三国演义中的典型人物来加以分析。
一、奸雄与仁君——曹操与刘备
蜀汉昭烈帝刘备在《三国演义》中无疑是个典型的明君形象，在历史上也被认为堪与刘邦、刘秀比肩而立。可至于魏王曹操，不只在演义中，戏剧里，乃至中国历史上他就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人物，千年来不得安宁——几乎成为了“奸”的代名词。
历来非难曹操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二：一是如京剧戏文中陈宫所唱的“吕伯奢与你父相交不假； 为什么起疑心杀他的全家； 一家人被你杀也就该罢； 出庄来杀老丈是何根芽？”，而后曹操说出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好杀人，而且是滥杀无辜。二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花招。
“挟天子以令诸侯”属于政治行为，在历史上也说法不一，很难讲清楚对错。但《三国演义》中所记载的曹操好杀人却触及到做人的底线，不由得不引人唾弃。然而，历史上真的如此吗？首先，就文献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曹操“杀吕伯奢全家”描述的史料有三部。分别在《魏书》、《世说新语》和《杂记》中。
其中《世语新说》是这样记载的“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王沈《魏书》中言道：“太祖以卓终必*，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孙盛的《杂记》中则是说“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但奇怪的是，这三部文献的作者出身或多或少都和晋朝有关；而在蜀国降臣陈寿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却不见记录。按常理说陈寿是蜀国降臣，不久即入西晋为官，记录前朝事情更没有顾及，更能够竭尽忠诚才是，却不见提及，实在令人生疑。况且即使确有其事，按照文献中最接近演义的孙盛《杂记》中说法，曹操也只是误杀而已，而且杀人后还“凄怆”，并没有到奸雄应有的“杀人成性”地步。
甚至曹操还有不少义举，比如蒯越病死前，托曹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曹操对死者得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得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曹操更曾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
如果按照正史来写，显然曹操是不够“奸”的，如果他不“奸”，又如何显现刘备等正面典型的“忠”呢？所以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情节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首先主要人物增多了，也就是陈宫出现了；这个人物的出现在描写曹操杀吕伯奢时是很有意义的，比如孙盛的《杂记》中记载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实有个很重大的隐患在，那就是当时没可能有人听到。如果曹操真是杀红了眼见人就杀，那么附近怎么可能有幸存者活下来？如果没有人听到，显然这段记载就没有说服力，就有造假的嫌疑。罗贯中肯定也发现了这个漏洞，因此特意安排了陈宫这个对曹操有恩，又足智多谋的人物出场，因为当时也只有他才有条件活着从曹操手下逃出生天，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传播出来。其次角色身份变了，如王沈《魏书》所言，吕伯奢是曹操的故人，也就是朋友，而不是长辈。可到了《三国演义》中，伯奢却变成了曹操父亲曹嵩的结义兄弟，也就是曹操的叔叔，在一向注重辈分伦理的中国，杀叔的罪名明显要高于杀友的罪名，结果曹操由单纯的杀人犯罪，一下子升级到忤逆弑亲的伦理重罪，品格之败坏一时间无以复加。但也正是经过作者的一番整理后，历史上本来暧昧不清的情节开始变得合情合理了：先是曹操逃难，而后曹操被叔叔吕伯奢款待，再来吕伯奢准备杀猪沽酒款待曹操，但是曹操却出于“奸雄”的本能——多疑，而杀了吕伯奢全家，而后更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内心独白，吓得听到的陈宫偷偷逃走。此时曹操的“奸雄本色”一下子就被体现出来，又与前文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遥相呼应，令读者更加确信曹操是“嗜血奸雄”无疑。
就有限的历史资料所见，曹操并不仁慈，比如他曾经屠过徐州，而且杀得“睢水为之不流”。但在过去的战乱年代，屠城几乎是所有军阀共有的残酷，乃至盛唐时李白还有“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诗句流传至今，更何况是开万世未有之乱局的三国时代。曹操也绝没《三国演义》中描绘得那么惨忍。
正是小说中被扩大化或虚构的诸如曹操梦中杀侍卫、杀运粮官王垕、杀伏皇后、杀弥衡、杀孔融、杀杨修、杀刘馥、杀华佗等种种“杀业”，杀出了一个残暴的恶魔，杀出了“奸”的化身——曹操。
对于刘备而言，又是否真的如《三国演义》中那么尽善尽美呢？就《三国志。先主传》来看“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可见刘备还是有一定家底的，并没到《三国演义》中“家贫，贩屦织席为业”的地步。但如果照《三国志》硬搬，《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甚至会给人一种纨绔子弟的印象，所以演义作者对此进行了更改，着重描写了刘备“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 而其余只有“不甚好读书”这种带有如刘邦、项羽般平民英雄形象的史料记载被保留下来，令刘备与中下层劳动者更近了一步，更加体现了刘备的“性宽和”以及“亲民众”形象。
又如《三国演义》中大众耳熟能详的“张翼德怒鞭督邮”一回，在《三国志》中的人物原型却是刘备。根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 简单点说，就是刘备出任安喜尉后想拜见上司督邮，督邮不见，他一时气愤便痛打督邮一顿扬长而去。以现代人观点来看，这种行为轻者说是年轻人的意气用事；说严重点，这是刘备目无法纪的严重渎职犯罪。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则把鞭打督邮的丑事一股脑都推到了张飞身上，以渲染这位作者所送给张飞的粗暴性格。更继而将笔墨着重于督邮索要财物，刘备“我与民秋毫无犯，那得财物与他？”的坚持以及“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的离职原因。在罗贯中笔下，刘备俨然是为民请命的一代青天，不但鞭打督邮理直气壮，甚至弃官也弃的义正言辞，更兼之处事从容，有理有节。寥寥数笔，便化腐朽为神奇，把刘备的一段不甚光彩往事，勾勒成了刘备人生中亮点之一。“好官”＋“好人”的形象顿时生根于读者的脑海深处。
再读《三国志》更会发现，刘备势力初期并没有牢固的根据地，基本上都是依附他人进行流动作战，其先后追随过刘虞、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数股割据势力，但却没有一个跟得长久，能够全始全终的，甚至于他每换一个上司便有一个上司要倒霉运。以至于《魏书》中记载吕布手下反对收留刘备的原因都是“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如果按照《三国演义》中说吕布是“三姓家奴”的标准来评判，刘备的雅号便实在令人叫不出口了。而将此至于《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反复无常却变成了为“复兴汉室”而不辞辛苦的奔波，变成了“汉贼不两立”的誓言。乃至于后来刘备借荆州，取巴蜀，连庞统都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 的行为，也被刻画成了或自愿或不自愿的出于正义本质下的无奈之举。
刘备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但由于《三国演义》“忠奸分明”的需要，他就这样被塑造成了一个在道德上近乎完人的“仁君”化身。也正是因为有了“仁君”刘备与“奸雄”曹操间的正邪对决，才有了三国纷争故事的精彩绝伦。
由此而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那就是《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描写中，确如鲁迅所言“忠必全忠，奸必全奸”。“忠”的，缺点也要美化为优点。“奸”的，缺点要扩大到无以复加。这看似不近人情的艺术刻画，却体现和满足了普通中国民众对纯粹善恶忠奸的强烈要求，也因此才有了《三国演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与曹操与刘备的“奸雄”与“仁君”的君主形象相类似，三国演义中还有一组“忠奸”的谋臣形象鲜明对比，那就是诸葛亮与司马懿。
二、乱臣与忠臣——司马懿与诸葛亮
如果说刘备与曹操的人物形象是借由“奸雄”与“仁君”间的“忠奸”冲突而得以体现的，那么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忠奸冲突就在于“乱臣”与“忠臣”的冲突。
诸葛亮在中国是一位妇孺皆知的著名历史人物，他是草船上羽扇纶巾的军师、他是六出祁山壮志不已的将军、他是成都城内鞠躬尽瘁的丞相，他是中国人心目中智慧与忠贞的化身。清人纪昀曾用他响亮的名字出了一副上联：“明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对，成为流传至今的“绝对”。其实，真正千古“绝对”，杜甫笔下“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的恰恰是诸葛先生本人。
至于司马懿，在京剧舞台上是与孙权、曹操近似已极的“大白脸”；在军事上是个畏蜀如虎，能被“死诸葛”吓走的“无能”将领。在政治上他是曾受曹丕及曹睿托孤，却教唆子孙叛乱，阴谋篡夺曹魏江山的大阴谋家，是“乱臣”。他的子孙吞并曹魏，*旧主，是“贼子”。司马懿身为开中华百载积弱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