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说新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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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人交谈。”谣言不攻自破。记者主动针对传闻、流言去亲自调查核实，采写出来的才是澄清新闻的上乘佳作。比如对三七牙膏，记者如果不是仅听牙膏厂说，而是自己买盒牙膏送去检验，自然就能得到澄清。这两天网上有个热帖，批评关于武广铁路客运专线粉煤灰质量没有问题的澄清新闻是“2007年最任劳任怨为他人揩屎奖”“2007年最忠于一方当事人材料的报道”，批评者的理由就是“稿子里没有显示一个记者的独立调查工作，通篇都是材料”！且不去评判对整个报道的批评有无道理，记者的独立调查工作还是值得在采写澄清新闻时去身体力行的。
最后，广告一定要去掉。很多澄清新闻无形中变成了对发布一方的“软广告”，这是很令读者反感的。还是说这条“三七牙膏不含二甘醇”吧，澄清牙膏里到底含不含有二甘醇就行了，作者还用了整整两大段来介绍三七牙膏的悠久历史、优良品质和获过的各种奖项，还通过昆明牙膏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琼之口，信誓旦旦表示“以前不用二甘醇，以后也绝不用二甘醇”。广告味儿太浓了。
我提醒作者，香港的曝光和昆明牙膏有限公司的澄清，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场引人注目的“牙膏二甘醇风波”，与其采写厂家单方面的澄清新闻，不如从这一角度进行调查采访，采写深度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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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同情那个叫訾北佳的新闻造假者——兼谈新闻不要“硬做”要“巧做”（1）
2007年7月29日 星期日
那个叫訾北佳的原北京电视台记者，用几笼自己做来自己吃的“纸馅包子”把全国人民都忽悠了；
那个叫訾北佳的著名的新闻造假者，这些天来真是把全国新闻界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神经搞得紧张兮兮。
周五下午我也主持开了一个会，通知所有采编人员一律不得缺席，原来已经安排有采访的也一律改期，因为要传达对訾北佳“纸馅包子”造假事件的通报和###、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加强新闻管理的最新精神。
“纸馅包子”自然是不好吃的，现在訾北佳自己酿的这个苦果自己咽下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新闻造假而被刑拘，以我孤陋寡闻似乎并无第二人。
訾北佳带给全国新闻界的震动无异于一场地震。但是说心里话，对这个新闻造假者，我有点同情。
訾北佳事件的“标签”意义，在于从今往后，“新闻造假”不仅仅是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跟其他形形色色假冒伪劣的制造者一样，同列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说得通俗点儿，訾北佳这回“祸”闯大了。
之所以有点同情訾北佳，是因为我在想，这个倒霉蛋儿一定是看到身边许许多多的同行都或多或少使过一些“造假”的“障眼法”，也都没有出什么事儿。事情闹大了，当事人找上门来，顶多发个“更正”或“道歉声明”；更多情况下，新闻单位都爱面子，不到万不得已连“更正”和“道歉”也不会轻易做的，内部批评教育一下、扣点儿人民币了事。他哪里想得到这回“祸”会闯这么大呢？
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造假”之风对新闻界的浸淫之深。我们且别只顾着幸灾乐祸，每一个新闻人还是都认真检点一下自己先。
还要追问的是，訾北佳为什么要造假？有许多的论者已经指出，姓訾的不过是在北京电视台打工的“新闻民工”，跟其他在工厂里打工的民工没什么区别，也是要靠计件拿钱的，甚至比工厂里的民工更惨，前期的采访、差旅、制作等费用都要自己垫资，播出了这一切才有回报，播不出自己就赔大了。我也相信这是真的，訾北佳造假绝不像有些人推测是为了追求轰动、“出名”。如果出于这个动机，那他现在应该心满意足了，这回全国新闻界还有谁比他更“出名”啊？养家糊口、谋生活恐怕才是他想得最多的。很多新闻单位，监督起别的单位、部门和企业来起劲得很，像“山西黑砖窑”这样的事件哪个新闻单位都趋之若鹜，无不扮演着劳动者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然而新闻单位的镜子是从来不照自己的。你善待记者编辑了吗？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创造让他们成长成才的空间了吗？所以，我有点同情訾北佳。
訾北佳又为什么能造假？大家都归结到新闻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的最新通知也要求新闻单位建立和完善选题报告、采访安排、刊播终审等管理制度。但我相信，“不得造假”的制度在任何新闻单位都是有的。
有点同情那个叫訾北佳的新闻造假者——兼谈新闻不要“硬做”要“巧做”（2）
比如说，选题制度能说没有吗？每个媒体都有“编前会”这样的制度。更多的情形是，老总们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听选题汇报，或者闭门造车，凭自己的经验决定什么选题要做。一锤定音之后，记者们就得去做。我曾接待过几次从北京、广州等地大老远跑来云南的记者同行，他们接到举报线索，但是来调查采访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建议他们把情况如实向编辑部汇报，他们苦笑着说，这个选题是编委会上定下来的，我们敢说不做了？我们老总可不像你，哪里有得商量啊！
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硬着头皮做呗，好歹要弄个稿子回去，否则交不了差。他们告诉我。
要是碰到老总自己“精心策划”出来而且很“得意”的选题，就更不容记者“挑战”了。有次去同城一家报纸拜访他们的当班总编，正碰上有记者来汇报：“老总，你出的那个题目，采访了，不太好做。”总编就咆哮了：“废什么话！6点前见不到稿子，自己收拾东西走人！”
有本畅销书叫《没有任何借口》，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也引为新闻操作的基本理念。
记者能奈其何？因此不少新闻其实都是记者这样“硬做”出来的。硬做新闻，不说记者就会去“造假”，“掺假”一定是难以避免的。
作为业务领导，我当然也希望记者都能不折不扣、“没有任何借口”地执行我的报道意图，但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毕竟不同于车间里生产零配件，照着设计图纸操作就行。
很敬佩新华社的老社长穆青，说他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座丰碑你还别不服气。他当上堂堂万人大社的社长之后，全社从上到下不分长幼谁都还直呼他“穆老头儿”，即使刚入社的年轻人也都可以为一篇稿件怎么写跟他争得面红耳赤。
现在，“业务民主”似乎在许多新闻单位都很遥远了，遥远得像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你不可以与老总们去争辩，手里掌握着毙稿权的编辑，记者也得想方设法去讨好。就算你不痛快，也只敢在心里暗暗骂上几句。
而我相信，如果业务民主的优良传统能够在新闻单位内部得到弘扬，记者可以无所顾忌地与领导争论业务，编辑与记者可以毫无保留地彼此沟通，记者与记者之间可以互相监督提醒，类似的新闻失实问题一定会减少许多。
我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尽我所能地在我们这个小环境里去努力营造起业务民主的空气。有一次我带几个记者去怒江采访，记者们在饭桌上就跟我争辩起来，一点也不给我面子。州上陪同的领导下来后悄悄对我说：“你们这几个记者也太没大没小了，连我们都实在看不下去。”我说：“还好。他们倒不是不尊重我，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讨论问题的。”
这个周五，11点钟我们照例与实习生讨论选题。邢村村说：“昨天布置给我的‘艾滋病患者当上电台主播’的选题，我去电台跑了，电台说没有这回事。地方有几家报纸报道了，都是根据那名艾滋病患者自己的说法报道的，电台为此还给报社发了措辞严厉的交涉函，也给了我一份。这个选题我还做吗？”
我心里庆幸我们有这样自由讨论业务的民主空气。这个选题是接到线索后，我和另外两个副总编一起碰头敲定下来的一个重点选题，而且专门在业务通报上向全体采编人员都进行了通报。像这样大张旗鼓提出来的选题，如果没有业务民主，记者定会去“硬做”新闻的。我想，明明是个失实的新闻，几家地方报纸还能报出来，大约也是定了选题记者就只好“硬着头皮”做出来的吧。
从实事求是出发，我们可以推翻自己精心作的策划，放弃这个选题，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处理办法。但是邢村村介绍采访情况的时候，我想的是她跑这个采访真的很辛苦，说不做就不做了，还真有点对不住她这整整一天的劳动。我记起那天晚上快8点了，她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刚采访完，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复短信问她吃过饭了没有，她说还没有。当时我心里就很是感动，觉得做记者每天东跑西颠的，真的好不容易。
那么，新闻不能“硬做”，但是能不能寻找到新的角度、新的切入点“巧做”呢？我脑子紧张地转动着。邢村村汇报完，我也基本考虑成熟了：“不如我们就换个思路来做：一条假新闻引出的‘艾滋病主播风波’。通过各方对此事的反应，比如，电台生怕自己跟艾滋病患者扯上关系，听众也难以容忍一名艾滋病患者来当主播，以此透视全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接纳程度。”大家都说我这个点子出得“巧”。
如果业务领导们在选题布置下去以后，在报道完成的全过程中，愿意多花些工夫与记者探讨和交流，帮助他们出些“巧做”的主意，记者可能就会去“巧做”新闻而不是去“硬做”报道了。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怎样被异化的？（1）
2007年7月24日 星期二
大家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好不好？
当然好了，现在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部门、各单位都设立新闻发言人了，经常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民主、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也得到充分尊重了。还有，当记者也“省事”多了，呵呵。
唉，我说未必呀！在咱们中国本来有很多很多好制度，实行着实行着就走了样、变了味。在我看来，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正在被异化。真不是滋味儿。
我等新闻中人盼新闻发言人制度盼了好些年吧，现在终于是个“衙门”都设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了，原以为新闻采访应该很“省事”了，其实不然。到哪里去采访，以前都顺顺当当，可现在不行了，都告诉你：“上面有规定，新闻只能由发言人统一发布。不是不想接受你采访，是不敢呀。记者同志，你还是先去我们新闻中心拿个批文下来，我再给你们介绍情况吧！”明明我看到相关的“情况”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但没有新闻发言人的首肯，他就是不跟你说，有书面材料也不提供，能把做记者的气个半死。
这样的事，我们的记者已经碰到好多回了。有一次，记者驱车几百公里去一个基层单位采访，找到局长，局长慢悠悠从抽屉里摸出一份红头文件：“对不起，省厅明文规定，本系统新闻采访一律由省厅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统一归口管理，没有他们的批件，恕不奉告。”急得记者当场跟局长大吵一架。后来我们费尽周折，终于跑到省厅发言人办公室去弄了个批复传真下去，人家局长还是不认，非要见到有大红印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