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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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初稿，超常地劳作，超常地运转在推理和断言之间，让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盏膏油将尽的孤灯吱吱发响地煎熬着灯芯……除夕夜晚，尽管已经发现小腿浮肿和心口阵痛，他还是没有休息，上午做过肠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修改《价值和价值规律》一章的提纲。春节只休息两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笔来……”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
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对于孙氏理论体系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区别，当时论者有两个观点：一是他所倡导的“过程论”，也就是从生产过程的分析开始，进入到流通过程，再到总过程的论述方法；二是他的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理论阐述，第一次把价值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的地位。不过，吴敬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冶方理论体系与传统理论体系的分歧，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经典理论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由中央行政机关统一指挥的大工厂，由此产生了否认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损等弊端。
孙冶方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旧体制的这一核心问题，试图以他所说的价值规律为核心重建新的理论体系。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以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为界限，“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制。根据他的设计，企业不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里的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成为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的经营主体，“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由这里出发，伴随着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进行，价值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地展开，最后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便构成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后的孙冶方（2）
按孙冶方的以上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到1964年，作为*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深感他的思想与现行体制的矛盾。他曾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很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随后他被批判入狱，在牢中面壁七载，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想通所有关节，可瓜落蒂熟，但是却没有想到还是拓进艰难。
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对于同样经历过这种思想挣扎的吴敬琏来说，他对孙冶方的思想苦闷感同身受。尽管他是孙冶方的晚辈，却一样是因为向往*自由而投身到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早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主义者，而后来的现实和形成的体制却与他们的理想格格不入。
吴敬琏发现，孙氏理论存在巨大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商品—价值观上。
孙冶方提出要用等价交换原则去处理和调节生产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把价值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可是价值概念只适用于有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形态中。要想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范畴，就得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关系，而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关系，又与*以来的经典理论相矛盾。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现在了孙冶方的理论体系里，用孙冶方自己的话说，他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
吴敬琏在《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写于1984年9月）一文中，描述了孙冶方的痛苦与徘徊—一方面，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较深入了解的经济学家，痛切地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的经济不可能顺畅地运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因此决心创造一套不同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自青年时代就接受苏联传统理论教育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表现了理论上的某种不彻底性……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力求论证这些做法不仅并不与*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将要消亡的论断相矛盾，而且是与之完全吻合的。
为了达成这种“吻合”，孙冶方甚至提出了“两种价值”的理论。所谓“第一号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交换价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第二号价值”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定义的价值，它是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它只是计算的工具。这种计算的目的在于促使所有的企业节约社会劳动，它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个理论解决了有价值却没有商品的逻辑矛盾，可是，它无法解决实际存在于两种模式之间的矛盾。。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最后的孙冶方（3）
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一度对自己的“两种价值”理论很是满意，认为是个“利器”，可是一接触实际问题，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显，不得不一再进行修正，最终，两种价值的划分变得十分模糊，无法确定。譬如有一次，他们讨论产品调拨问题，从东北向华东调拨粮食或石油，由于东北基地的价格低，所以存在吃亏的现象，其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那么，这其间的价值关系，是“第一号价值”还是“第二号价值”？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孙冶方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众多类似的矛盾点。譬如，他非常重视流通问题，然而，所谓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孙冶方却坚持一个理论前提，即社会主义经济里既没有商品，又没有货币，说“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寻找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理论又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按吴敬琏的这些分析，孙冶方的两难，其实是理论前提上的两难，《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创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吴敬琏和张卓元均带着子女一起随行。在黄海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术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顾准在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时候，尽管被彻底地遗忘和抛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所遗憾的仅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时到来，而他确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对于孙冶方而言，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人世间悲剧的惨烈，莫过于此。
与东欧的布鲁斯和锡克相比，在理论天赋上毫不逊色的孙冶方有着更多的遗憾。
跟他观点酷似、一见如故的布鲁斯后来对“兰格理论”，以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布鲁斯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终而扬弃了“市场社会主义”。在1989年，他和另一位波兰裔英国经济学家K·拉斯基合写《从*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一书，在书中他明确指出，把资本市场排除在外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是一种“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从东欧教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政治改革靠撤换领导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而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在轰动一时的《从*到市场》一书中，他彻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论，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和结合表示怀疑，从而转向*社会主义。 。。
最后的孙冶方（4）
离开中国后的锡克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1989年，东欧爆发“天鹅绒革命”，锡克再一次投身于祖国的公共生活，他归国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选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顾问，后来他又返回瑞士，继续研究“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以后，改革的问题不复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国家道路”。1991年，锡克出版《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在改变内涵的社会主义》一书，将社会主义与自由、*、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探讨。与布鲁斯所选择的一样，锡克最终从市场社会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
吴敬琏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还将孙冶方与同辈经济学家薛暮桥进行了比较。他说：“孙冶方是一个传统的共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