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要趁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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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科学探究的路上我还是有成功的例子的。我五岁开始弹钢琴，乐感不错，在老师眼中又是一个思维活跃的家伙，于是当中央电视台“奇思妙想”节目征集名为“用废旧材料制作新型乐器”的一期节目的参赛选手时，学校就选中了我。我与另外两名同学，每个人独立设计一种乐器，准备到时共同完成一次合奏。我在双黄连口服液的小瓶里面分别装入不等量的水，将瓶子水平绑在一起，经过纠结的测音准、调水量的过程，终于制成了一件音准精确的小巧的吹奏乐器。不过麻烦事还有很多，首先水会不停挥发，因此即使我一时调好了，第二天也必须重新调。另外吹奏这个乐器对于肺活量不大的我来说很有难度，用力不足就会发出可笑的“嘘嘘”声，用力角度不对它就干脆不发声。而且为保证音与音之间的连贯性，我必须快速移动乐器，同时每个音之间都必须换气，否则在移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杂音。不过最终，我们三个人在台上配合得很好，演出了一曲由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合奏的《小星星》，并赢得了那场比赛。
六年级的时候我又参加了一个“北京市中小学生环境小论文征文比赛”，我申报了一个测定电池对环境污染的项目。具体过程有：将电池内容物埋入我家的花盆并每天测定植物的长势，在我母亲单位的实验室测定pH值，在街上采访行人对废旧电池的处理方法并作出统计……通过几个月的观察、实验、社会调查，我完成了一篇小论文参加比赛，并最终获得一等奖。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不仅是一次对科学的探索，更是我第一次接触严谨的科学系统研究方法，第一次了解论文这种东西，第一次自主完成社会调查并从社会层面思考一个科学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法。这些小小的探究过程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幼稚，当初为创意冥思苦想的煎熬，灵机一动的狂喜，那些三分钟热度，那些随心所欲，那些执著，今天看来都是一个小孩子的一时兴起，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但是也许就是这些小小的过程，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对我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看万物都始终睁大惊奇的双眼，对万事都抱有好奇的童心，同时逐渐养成清晰严谨的思维习惯和学会系统中有创新的探究方法。
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3）
我开始学习英语是小学四年级，与大多数同学比这是一个很晚的开始。但是我一开始就很重视语音，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打开音响播放学校的课文朗读磁带。父亲的车里也常备一盘英文名著朗读磁带，这样每天早上的半个小时和在路上的时间都被充分利用了。我不一定在仔细地听，但是日久天长，相同的内容每天重复，那些内容我渐渐就可以脱口而出，语音语调也十分标准。这时就再换一盘磁带，这样我没有花费什么时间和精力就解决了语音和背诵，甚至英文写作的问题。因为当我背诵句子的时候，也就不知不觉中掌握了一个地道的用法并可以灵活运用这个句型，甚至单词也变得简单许多，当我精确地知道它怎么念的时候，拼写也就不是什么困难事了，我只需照读音自然拼出来，再多看几遍就可以精准地记住拼写。从小到大，课本的单词表我从来没有刻意背过。当然这种英语学习应试有余，应用是远远不足的。学英语恰恰需要跳出应试的思维。一则笑话说道：一位在国内学英语特棒的高才生出国留学，某日驾车坠入悬崖身负重伤。警察赶到，冲着悬崖底下喊：“How are you？”英语高才生一听太简单了，立马答：“Fine，thank you！And you？”于是警察就走了……所以，多看原版书、电影，用英文交流、实际应用英文才是正道。
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
自由的童年结束了，我怀着对未知的好奇和紧张升入初中。那时的我虽然有面对挑战的勇气和执著的信念，却并没有广阔的视野和闯荡的野心。我安于栖身一隅，与同学们一起重复日复一日的枯燥的学习生活，一起应付大大小小的考试。那时，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考入一所理想的大学；我的价值观很单一，就是做教育体制告诉我们的正确的事——学习、考大学、工作。毕竟，成绩才是决定我的轨迹的指标。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被剥离开来，成长的过程并不十分重要，素质、能力的提高，人格的完善，思想的深邃都不那么重要，甚至学习知识的过程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最后的那个数字。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轨迹都变得模糊，只浓缩为几个节点：中考、高考……于是，我埋下头，开始学习。
“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就要改变你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家长、老师、社会如是说。于是，我一再改变自己。读“闲书”的时间一减再减，看些作文选就可以了；既然升学是目的，参加竞赛有可能加分，周末去上数学培训班是必要的；钢琴练习也停止了，因为时间有限，“情操”和“素养”可以以后再培养。我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不，甚至都不是自己的，是周围的人告诉我的，是社会告诉我的，是体制需要的。我感到我们不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个数字，考得好的是分子，考不好的是分母，反正都是数字；也有点像在流水线上被加工出来的一个个成品，学一样的东西，拼的只是谁更完美精确；更有点像木偶，那个强大的体制摆在面前，一条“阳关大道”被标记好，我们要做的只是往前走，被人领着，盲目地往前走，不必往两边看，不必关心其他。
然而，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在我初二暑假被改变了。
那次我与同学一起去临终关怀医院照顾老人，一位同在那里做过志愿工作的姐姐向我介绍，她一直在做志愿工作，除了定期来看望老人，还在郊区一家研究孤独症儿童的机构做长期志愿者。我答应她我也会去了解这个特殊的人群，并看望那些孩子。第二周，我来到这个叫做“星星雨”的地方。找到这里大费周章，大门毫不起眼，上面是孩子用稚嫩的笔触画的画，走进院子，只能看到一个破旧的滑梯和散落在地上的简单的运动器材。一位老师接待了我，告诉我这里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非政府组织，并告诉我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很落后，因为财政资源有限，他们的条件设施很简陋。随后她带我参观了里面的教室，介绍了这里老师的情况，并告诉我我国在孤独症研究方面也很滞后，很少有中文原创的研究资料，他们的资料大多来自国外。下午我旁听了一节课，看到了那些可爱的孩子，因为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而不能与他人无障碍交流，长大后也不能融入社会。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愿抬起头来看看这个世界。老师告诉我，不知怎么的，患孤独症的孩子大多可爱漂亮，眼睛纯澈，好像星星的孩子，无意中降落人间。因此他们把这里叫做“星星雨”。听了这个美丽的故事，望着那些美丽脆弱的孩子，那些忧心如焚的家长，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身边有这么多迷失的群体，临终的老人、孤独的孩子、无助的盲人……当我们在追“梦”的时候，他们正在默默承受。尤其是那些天生处于劣势的孩子，他们没有选择就陷于如此境地，他们的父母必须默默承受不能承受之重。这里的志愿者，包括我见过的那位大姐姐，在大学忙碌的学业中每周都抽出好几个下午来到这里，无偿地默默奉献，不求回报。而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居然都如此漠然。
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4）
回到学校，我把我的感受见闻与同学分享，我的一位老友有一个理论：这不是那些人的错，他们不过是环境的必然产物。那些学业、生活、事业顺利，总之混得好的人，往往多有真实的感人温馨的家庭观，他们往往对他人洋溢着友爱积极的爱心，对社会充满感激。而混得不好的，感到自我价值没有实现，或干脆是自觉也没什么自我价值的，因而生活充满郁郁不得志的愤慨、不屑和挣扎，同时对他人也冷漠。当时的我很同意。但是同时，我突然感到一种需要：不是“适应”世界的需要，不是“反抗”世界的需要，而是与世界“和解”的需要。我们想要这个社会成为我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到。
于是我索要了一张志愿者申请表，申请为这个机构志愿翻译英文学术资料，发表在每期的《星星雨通讯》上，供家长和老师们参考。毕竟，学习知识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升学。在每周的翻译过程中，我都对这个群体多一点了解，也多一分为他们做事的动力。
初三暑假，我终于有时间来这里亲身做一线志愿工作了。工作人员分给我“简单地陪伴这里的孩子一下午”的任务。我来到操场，找到我的女孩，七岁的“琳”。“你好，琳！”我蹲下来，热情地与她打招呼。琳低头不语，一直摆弄手中的玩具。我继续用各种“你在玩什么呀”“给我看看好不好”的开头试图与她对话，但她始终不理我。虽然之前早就了解到孤独症儿童经常出现不理人的情况，但这样的现实仍然让我有点失落。整个下午，我只是尽到了照顾她的职责，喂她喝水，保护她玩运动器材，把她从楼梯上抱下来，却没有达到与她交流，让她通过我了解外面的世界，试图与朋友交谈的目的。直到下午活动时间结束，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琳尖叫起来“不要铃不要铃”，我赶紧抱住她，轻声安慰她，抚摸她的头，让她安静下来。琳一直在小声地嘟囔“不要铃”，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这个暑假，我每隔几天就去看琳。最开始，琳看到我毫无反应，漠然地继续玩玩具或是低头不语。我照样整个下午追在她后面，在铃响的时候捂住她的耳朵。逐渐地，随着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多，加上琳在研究所的学习治疗，她慢慢地认识我了。有一次，当铃响而我恰好在远处的时候，琳第一次大叫着“大姐姐”向我跑过来。我抱住她，感到了一种被人信任被人依赖的幸福感，和一种公民的责任感。我不再只埋头于自己的世界。我尽我的努力进入了琳的小小世界，改变了她，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起点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对话。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我经常玩笑似的想，如果我能够搞定这样一个从不回应的“谈话”对象，我的交流能力应该会有质的飞跃。
带着这样的沉甸甸的感觉，我通过保送升入高中。与以前尽自己绵薄之力不同，我知道非政府组织最需要的是更多人的了解、关注，和更多志愿者的支持。于是我开始通过电视台向全校介绍孤独症的知识，协助“星星雨”在图书馆举办讲座，并且建立爱心社，组织同学们一起到“星星雨”陪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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