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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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就是超越
当然，以上只是现代生活基本不安的一半。另一半是想要成为某种更大的团体中的一分子。对滑板叛逆者的大多数讨论并没有着重于这一方面，这似乎是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但它的确存在，而且至关重要。
当营销人员谈论着现代消费者彰显个性的愿望时，他们其实在奉承和迎合我们，并且使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个性的相反面是：顺从。这是可怕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像20世纪50年代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的着名小说中那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或者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顺从者，就像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在他同一时期的小说《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所表述的那种被社会压制了个性的人一样。
正在进行的抵抗灰色法兰绒文化现象中比较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问题，它早就消失了。正如作家埃伦·霍特（Alan Ehrenhalt）指出的，组织人“将开始的错当成了结束的”，也证明了什么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民族凝聚力的最后行为”。事实上，怀特所描述的从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这几十年来全社会的“团结”，这其后跟随着几十年的不团结。在2000年有影响力的书籍《独自玩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自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明显减少。他是这么定义“社会资本”的：“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和互惠的规范，以及从中产生的信任度。”他认为有用的社会资本网络，如民间团体和其他形式的传统团体，是生活在20世纪的美国人的中心……从教师…家长协会，到以打扑克为主形成的邻里关系……已逐渐萎缩并消失。就在《独自玩保龄球》的第一页，某服务组织的全国会员主任简洁地总结了这一切，“现在的孩子们，”他指出，“根本不参加社交活动。”
与此同时，崇拜个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贯穿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直到今天。虽然每个时代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是那种实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着社会团体的东西……像终身雇用、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等……正在悄悄地消失。我们现在知道可以期待的变化不只是工作，还有职业，而且可以变化很多次。我们大多数人即使想要成为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也无法找到一种方法来达成。
第二章 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稻草人（4）
这使我们又回到埃德·坦普尔顿。在我2005年第一次采访他后不久，我去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艺术馆，去看他的一些艺术作品和摄影作品。通往那里的道路非常干净、整洁，表明这是环境得到治理的郊区。当我进入博物馆时，很难错过和这种让人舒心的整洁极不协调的，巨大的、对抗性的壁画，它是为流行文化作宣传的传奇街头艺术家谢·费尔雷（Shepard Fairey）的那种风格。当时是晚上8点30分左右，庞大的停车场几乎被停满了车。当时正是名为“输得漂亮的人”的展览的开幕舞会，博物馆的大厅里挤满了人。
“输得漂亮的人”是拒绝迎合主流商业的一个杰出典范。画廊前面展出了一些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中坚乐队黑旗（Black Flag）的专辑封面；玻璃柜中展示着几十本手工制作的专业爱好者杂志。画廊的后部，100个滑板被排列成行，一直达到914米高处的天花板，上面的装饰不仅出自艺术家（如费尔雷）之手，而且还出自几位成立非法滑板公司的“局外的亚文化”的成员之手，从Zoo York 到Toy Machine。5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在其中展示，其中很多作品大多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几年，那是有创造力的一代人，就像目录上所写，其主要影响已经遍布“滑板、涂鸦、街头时尚和独立音乐”。
显然，这并不是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平庸之辈的聚会。另一方面，它肯定是一个聚会。你可以称之为亚文化，或仅仅是一个场景。或许，你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团体。因为这里反映了个人主义的刻板印象所误解的滑板运动的一面：它不仅是个人运动，也是可以很多人一起从事的一项运动。即使是叛逆的“西风人”也是从一个集体的身份中获得了无穷力量的。
埃德·坦普尔顿并没有通过和公司或团体签约来提高其社会交际面。但是他确实成了比自己更大的一个群体中的一员。“总之那些不良少年是唯一接纳我的群体，”他回忆道，“他们都是弃儿，并且都玩滑板。他们有自己的滑板，他们是唯一会跟我说‘嘿！你好吗’的人。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是个毫无背景的不良少年。”
有些个体因为感觉在主流文化中被边缘化，于是就融入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被公众接受的视觉化的符号而走到一起。滑板文化并不是这些个体与世界完全孤立的产物。这种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视觉识别符号。在1979年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书《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中，作者迪克·赫布迪格（Dick Hebdige）解构了朋克族、摩德（Mod）族、泰迪男孩和其他一些边缘群体。赫布迪格称他们为“引人注目的亚文化”，而且他的意见适用于任何随后被研究的群体，从哥特族到街舞男孩再到暴女。赫布迪格写道：沟通“显着性差异”，以及得到群体认同，“是所有引人注目的亚文化风格背后的重点”。
坦普尔顿继续说：“我开始玩滑板，说到底是为了能够拯救自己。如果我没有发现这项运动并走出去和这些伙伴在一起玩，我还能够设想自己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吗？所以，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让我遇见了滑板这项运动，找到一群对滑板入迷的少年，这一切拯救了我。”在内心深处，他们都是相同的。因此，埃德·坦普尔顿看见了那些滑板少年，他做了自从“西风少年”时代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孩子都会做的事情……加入他们。。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稻草人（5）
噢，老年人，放马过来吧！
赫布迪格所关注和分析的大多数团体，以及他们发展到现在的后裔群体，涵盖了过去和现在的年轻人。事实上，青少年文化最近几乎不再处于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位置……现在一般的美国流行文化，尤其是广告宣传业，都非常热衷于青少年文化。但是，无论是否有市场研究公司参与求证，人们始终在寻找办法，解决这种介于个体意志和群体身份的不安。
例如，红帽协会以引人注目的鲜艳服装和丰富的集体行为而闻名，而且它的成员都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妇女。这种亚文化的动机是挑战社会对老年妇女的习惯看法。“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你要从舞台上下来，在后台的某个地方安静地坐着’。”这个协会的创始人，被称为“王太后”的60岁的苏·爱伦·库珀（Sue Ellen Cooper），这样告诉我。“哦，不，当我觉得自己可以那样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这和朋克青年对社会竖中指不完全一样，但有拒绝附和主流价值的因素……有点对所指定的社会角色说“放马过来吧！”的意思。
该协会成立于1998年，已在7年内从全球成功吸纳了约85万名会员，还经营着3 000平方英尺的零售商店，获得了26种商品的经营许可权，并通过百货商店和专卖店以及它的网站卖出成百上千种产品，其中包括至少30个品种的红色帽子。库珀告诉我，这都不是她当初所预期的。故事是这样的，1997年，她心血来潮，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旧货店，买了一顶红色的软呢帽。后来她看到了一首珍妮·约瑟夫（Jenny Joseph）的诗，名为《警告》（Warning），这首诗写的是一位戴着红色帽子、穿着紫色衣服的老妇人。她把红帽子给了朋友作为生日礼物，并且在一个茶馆组织了聚会，让参加的人都戴上红帽子，穿上紫衣服。随后*便慢慢增多，少数的几样商品引出了更多的分会，从而导致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更多的分会……事实上，有35 000个。
这些妇女聚在一起时，基本上都非常“休闲”。弗雷德·科恩（Fred Cohen）的电影制作公司曾经为红帽协会摄制过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事何种活动，从圆圈击鼓、时装秀以及舞会再到大会，他们都能聚集数千人。弗雷德·科恩还采访了医疗保健专家，想知道这一切不限成员名额的乐趣和归属感的好处。“大概是紫色的衣服和红色的帽子中有一些东西让她们觉得自由。”他告诉我。
早期，库珀指出，成员希望能有T恤衫和运动衫……还帮忙寻找合适的帽子。当第三方公司出现来满足这些需求时，库珀认为到了红帽协会开始制造它自己的正式产品的时候了。一个社会群体需要商品元素，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不过，正如赫布迪格指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使是最叛逆的亚文化也是以一定程度的消费为基础，立足于休闲而不是工作的世界的。
一个原来的“西风”成员说，他们的物品……冲浪板，然后是滑板……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权力：它们是“图腾、功能性产物”。赫布迪格写道，这样一个物品，成为具有沟通含义的手段，即使（或者特别）是这个意义是在这件物品的原有目的的基础上的一种变化或颠覆。“最平凡的物体”可以被颠覆而“具有象征性”……像安全别针，或滑板，或红色的帽子。因此，红帽的精华能够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从凯德软底帆布鞋、昂贵的珠宝首饰到畅销书，甚至标榜某种生活方式的杂志，这都不足为奇。
第二章 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稻草人（6）
当然，有很多方式能够解决这种介于个体感受和集体归属感的不安。宗教、军事、工作，甚至政治都能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输得漂亮的人”和红帽协会的例子都采用了非常不同的方式，做一些看起来非常相似的事情……使用休闲活动和物质文化的符号性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到已经解决了个性和归属感之间的矛盾和不安。
休闲的个性
消费者共享的品味能够构成像社区一样的群落，这在营销的世界中是一个普遍的想法。人们一直以来都在解构和仔细观察像苹果和哈雷…戴维森这样的品牌，弄清是什么让它们拥有像教徒一样忠诚的追随者……是什么，使它们的消费者发展成，至少，像一个社区。“品牌可以脱颖而出，在现代成为新的社区，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默克雷合伙人（Merkley＋ Partners）广告代理公司的道格拉斯·阿特金（Douglas Atkin）在《品牌崇拜》（The Culting of Brands）一书中写道。
德宝大学市场营销学助理教授阿尔贝·穆尼斯（Albert Muniz）研究“品牌社区”多年。“念研究生时，我有一辆旧萨博汽车，”他对我说，“这辆车非常炫，每次在停车场，总有人拉住我聊这辆车，一聊就会聊上半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好奇，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我开始访问不同的人，并且到萨博专卖店去观察。”那时他正在研究“围绕萨博的群体”。
穆尼斯在其早期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和伊利诺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