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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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
这种解释太过牵强，所谓痍死是指通过饿、病、冻、折磨等手段，将犯人摧残致死。像张国焘这样，在狱中吃得好，睡得好，每天有清洁的衣服换，能够自由地谈话和走动，即使在狱中住上几十年，也会健康长寿，哪里谈得上痍死！
其实北洋政府之所以优待张国焘，根本原因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同志，立了“大功”。
张国焘在监狱里呆了五个多月，一件意外的重大事件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王怀庆被撤职。由于冯玉祥倾向革命，中国共产党遂利用这个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营救出京汉铁路大*以来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和共产党人。
两天后，张国焘和杨子烈、范体仁等被带到警备总司令部大堂。新任京畿卫戍司令随便问了几句就草草收场，宣布对张国焘等人“无罪释放”。
走出监狱大门，范体仁埋怨张国焘：“为何不带头向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的控诉？”
此刻的张国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政局的变化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
张国焘的这段经历，在长达25年内没有人知晓。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在整理敌伪档案时才发现王怀庆的密报和张国焘、杨子烈的供状及供述的名单。如果不是这些秘密档案曝光，张国焘头上“铁狱硬汉”的桂冠还将戴下去。
在张国焘供认的名单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排在前两位。从这个角度说，五年后李大钊之死是拜他得意的学生所赐。（略）
没有了脊梁，没有了底气，没有了原则，出狱后的张国焘变得世故、圆滑，把政治上的生存当作了人生的最高原则。大革命后期，他担当陈独秀的钦差大臣，四处扑火，惹得天怨人怒，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发出怒吼：“张国焘做了投降代表！”
祸兮福之所倚。
中国古老的哲学一语道破人生的无常。
出狱后的张国焘鸿运当头。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以“铁狱硬汉”的身份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但是，近半年的狱中生活扭曲了张国焘的心灵，他为人、处事和从政的原则出现重大改变。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变化：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毕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
歧途深深（6）
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
张国焘最大的变化是从追求真理转变为追求权力。他把原来视为生命的信仰置于生存之后，把“革命”、“政党”、“组织”当作通往权力的手段和途径。因此，他开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用圆滑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要求，不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不再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转而迎合当权者的口味。有时他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但一看势头不对，就立即顺风转舵。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仍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与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等一起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3月中旬，张国焘绕道郑州，经徐州来到上海。这时，张国焘除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外，又担任新成立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这个时期，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人才荟萃，除张国焘外，还有曾主持安源路矿工工会（后来扩大为汉冶萍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有长期领导北方工运的邓中夏，有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还有出狱不久的华东工运领袖王荷波。在中央职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1925年，在国民革命洪波涌起的同时，围绕对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领导层开始重新分化、整合，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建党以来一直奉陈为师的毛泽东离开了陈独秀，两人由于观点不同导致的裂隙越来越大，以致不可调和；而过去与陈关系始终疙疙瘩瘩的张国焘则成为陈独秀政策的忠实信奉者，亦步亦趋，成为备受重用的“钦差大臣”，他在党内的地位急速上升。
对于这个分界点，毛泽东十年后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与毛陈由合到分、渐疏渐远相反，张国焘和陈独秀则走上了由分到合、渐密渐亲的道路。从1925年到1927年，陈独秀与张国焘基本上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个制定政策、一个督促落实，共同推行以退让妥协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政策。
作为钦差大臣，张国焘更多的是担当“救火员”的角色。哪里有“矛盾”，哪里有“反抗”，哪里有“纠纷”，那里就有张国焘。
大革命后期，多数纠纷都缘起于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早在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立“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分化表面化，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逐渐形成。11月23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的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史称“西山会议派”。
歧途深深（7）
1925年冬，鉴于国民党“二大”即将召开，兼任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建议*中央采取联合左派的策略，把右派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对陈独秀的长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算了一笔账：“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右派仅45人。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好形势，将来只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
陈延年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联名上书中央。
他的表态非同小可。*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当时管辖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党员人数占全党人数的35％左右，又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在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陈延年的提议被陈独秀否决。他在会见孙科、叶楚伧、邵元冲时说：“国民党二大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要把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还亲自写信给*广东区委，命令在选举时要推选戴季陶、孙科、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参加“二大”。
陈独秀的指示遭到广州方面的抵制。
一时间，沪粤两地中央委员处于顶牛状态，必须派人到广东说服这些反对派。陈独秀想亲自出马，但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便出席国民党“二大”；瞿秋白是合适的人选，但他刚刚与戴季陶进行了激烈的笔战，而且不同意采取妥协政策。考虑来考虑去，只有张国焘比较合适，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在*党内资格老、组织能力强。陈独秀一方面任命张国焘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催促动身赴粤，另一方面致信广东区委，要求尽量延后“二大”会期。
临行前，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交给张国焘，反复叮嘱：“现在是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因此在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
12月下旬，张国焘抵达广州，首先找到鲍罗廷，通报陈独秀的决定。鲍罗廷对*中央的退让政策表示反感，质问张国焘：“广东方面已经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为什么又要将他们请回来？”
随后，鲍罗廷约张国焘、陈延年等开会。鲍罗廷在会上再次指出：“国民党左派与*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陈延年赞成鲍罗廷的意见：“*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
张国焘举出拒绝的理由：“*还处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你们奉行的苦力主义要不得。我们不要埋头为国民党抬‘轿子’，更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陈延年尖刻地说。
“不要将*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针对陈延年的指责，张国焘强调说：“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谋求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你们不应该要求修改政策，而应切实执行政策。”
歧途深深（8）
接着，张国焘主持召开临时党的会议，把陈独秀的信传给大家看，说：“仲甫的意见，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选举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聂荣臻、萧楚女、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十余人，都是中央委员或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信件，引起会场哗然。
陈延年把父亲的政策称为安抚主义，说：“蒋介石是乱世之奸雄，不是喜欢哭闹的孩子，安抚就是示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