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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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满悲剧色彩，究其原因，也源于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写了主人公何荆夫在1957年因所谓的“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人生的坎途。其实，何荆夫身上，有着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实，从戴厚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场所谓的反右派运动，不仅仅使五十多万无辜的右派分子贬为“贱民”，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数百万子女。
戴厚英后来坚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笔与“左”先生们鏖战，就在于父亲被打入“另册”后，使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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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6）
“一个人头上一颗露水珠，各人享的是各人的福。”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家是瞎话。”
家乡流传的富有哲理的话，使戴厚英明白“一切靠自己”。
人穷志不短。从小就在逆境中遭受磨难的她，练就了倔强的性格。她不知逆来顺受，却只知逆风行舟。她很早就饱尝了“左”的苦难。她懂得了奋搏的含义。
戴厚英曾这么说：
“父母给了我一个不安分的血型‘O’。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圆圈，一块什么也不长的石头，这就是‘O’。”
“既然淮河哺育了我，我就应该俯首帖耳地做她忠实的女儿。”她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的姐姐是文盲。尽管祖父以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她还是哭着要念书。
她从小学念到初中。从进初中开始，她就住校，离开了家。父母称她为“孤雁”，远离了雁群。
戴厚英却说，她其实不是“孤雁”，她的心一直和“雁群”紧紧系在一起。
淮河的大水，冲走她家仅有的一点财产。于是，家道中落。
她从高中起，靠助学金生活。
“孤雁”越飞越远。1956年，她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念师范每月有十二元五角伙食费和三元零用钱。
戴厚英说：“我这样一个来自贫苦地区、贫苦家庭的女孩子，能够上大学，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新中国给予的。我对解放了的新中国，确实是充满感情的。
“我在上海念了四年大学，不知道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的南京路！因为我只靠每月三元的零用钱生活。买了书，买了纸、笔，就没有钱了。
“我穿的是母亲手缝的用靛蓝染色的龙头布衣服，完完全全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打扮。一点也不错，我确确实实是一个乡下姑娘，一棵路边的小草。”
她唯一的嗜好是读书。在大学里，她徜徉于书山报海之中。她的胃口好大，贪婪地“啃”掉了一部又一部中外文学名著。她担任过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她提起了同学沙叶新。后来，沙叶新成了上海著名的剧作家。她说：
“我跟沙叶新在一个系里。我们曾同台演出，我演他的妈妈！”
她编过校刊的文艺副刊。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一首歌颂青春的散文诗，被《光明日报》转载了。这是她平生迸发的第一颗文学火花。她第一次领取五元稿费。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1960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
她住进上海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的集体宿舍。
一间小屋，三位女友同住。
她这样形容自己当年的形象：
“短头发上扎一根橡皮筋，对襟棉袄，那件旧花布罩衫还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我大学毕业了，还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样子。
“我年轻时，一股子热情。我认为我是党培养的，是‘党的女儿’！我听党的话，跟党走。
“第一次使我伤心，是在1961年。我写了申请入党报告。可是，整整一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我就提意见了，党支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求入党，怎么没有人理我呀？终于，一个支部委员找我谈话了，说我要经过长期考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右派，叔叔又是那样死的，何况你自己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
“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反“右”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怎么“思想有过摇摆”？
哦，问了一下，才明白：
那时候，许杰教授被打成右派。他再三申明，他以人格担保，他没有反党。她同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她相信这位知识分子的人格。她跟另外两个小姑娘，写了一张很小的大字报，很害怕地贴在一个角落里，说能否让许杰老师与党委书记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让我们辨别一下是非？这还了得？“貌似公正，同情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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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7）
对了，对了。那时候还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的是“救救教育事业，老师待遇低”。她想到自己将来也是一名教师，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就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那张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大字报”。凡是签过名的，都要向党“交心”。她签过名，不言而喻，“右倾”！
虽然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戴厚英的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但是她仍然还愿意紧跟共产党。那时，她一星期要给父亲写一封信，劝他对社会主义、对党不要动摇。
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但是，戴厚英在女儿面前，却是中国典型的良母；
在父母面前，是绝对的孝女；
在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在乡亲面前，有着深深的亲情。
所以，戴厚英既有男性化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的一面。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也以为在这篇作品倾注了诸多心血，是我新作中不亚于《思乡曲》的作品。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青海的《人才天地》杂志毕竟影响有限，虽然那一期特地用戴厚英像作封面。也正因为这样，《雾中的花》最初没有像《思乡曲》那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注意。
戴厚英喜欢《雾中的花》。当她的《诗人之死》出版香港版的时候，她把《雾中的花》作为附录收入。
从此，我与戴厚英有了许多交往。特别是当她有一段时间与国外通信不便，就由我代转代收。她后来去德国访问，德文版《人啊！人》的德译者马丁（中文名字为马汉茂）教授的邀请信，就是寄到我家的。
。。
为戴厚英写《非命》（8）
后来，她去了德国，又发生与马丁的争执。马丁也是我的朋友。对于他们的争执，我持中立态度。
戴厚英刚从德国回来，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刚刚从欧洲回来，见到您的信，谢谢您寄剪报给我。
《随笔》在香港出版，样书还没寄给我，等寄到之后，一定给你一本。
行前，一位德国女记者将马汉茂为我的《人啊！人》德文译本写的后记译给我看了，他把“清污”时某些人造我的谣言当做事实加以宣扬，说我是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所以，这一次欧洲之行是一场斗争。马丁太太竭力要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我问她叶永烈的文章（叶注：指《雾中的花》）读过了吧？她说人家对叶也有看法。中国文坛如此卑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但马某显然别有所图，他要多方面讨好，以求以后在中国获得更多的东西。他不尊重事实，不听小人物的意见，而作卑鄙的政治交易。我在德国充分揭露了他。希望你今后也提高警惕。
我7月中旬回老家探亲。有事请中旬前找我。
祝好！
戴厚英
1987年6月28日
此后，马丁又给我寄来一封信，托我转给戴厚英。戴厚英给我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谢谢您转来马丁的信。我将直接给他回信。
不知道文章发在什么刊物上需要把照片登在封面上。寄去一张。不知是否合格。因即将离沪，忙。握手。
祝好！
戴厚英
1988年7月11日
我还向韩素音详细介绍过戴厚英。后来，韩素音与丈夫一起来沪的时候，托我约戴厚英见面。那天，正好是韩素音七十大寿，我和戴厚英跟她以及她的丈夫陆文音度过愉快的一天。
在写《雾中的花》的时候，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写进去。后来，戴厚英突然遇难，使我深为震惊，我为她赶写了《非命》一书，把许多不能写进《雾中的花》事情，都公之于众了。
《非命》，取义于“死于非命”之意。
不过，令人惊讶而遗憾的是，《非命》出版之后，我拿到样书一看，傻了：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全部被删去！
要知道，在给我看清样的时候，这一章一个字也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