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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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很多人跟我谈起此事，都是“听说”如何如何，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看胡乔木的？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这一重要史实。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本来，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去看胡乔木。当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说，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而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冲击胡宅，则由于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当时在这个学院学习。
“停车！”毛泽东见到“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中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5）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二十五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里十二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跟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关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望胡乔木一事，经过采访几位当事人，经过比较、核对他们的回忆，终于弄清了。
《毛泽东与胡乔木》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胡乔木》。改名的内情，说来颇为奇特：倘若用《毛泽东与胡乔木》作为书名，因为有“毛泽东”三字，必须报审，而改为《胡乔木》，由于胡乔木的最高职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报审——按照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传记要报审。这本书的香港版则仍用原书名《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批照片。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三百册《胡乔木》，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1999年，这本书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文集》，书名改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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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1）
照相机里的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完。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一米五，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戴红星帽的老太太，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1993年11月，她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四十六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十二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十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十七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陈琮英这次被捕，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引起的……
那是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上海恒吉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当场被捕，被巡警用手铐铐在一起。
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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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2）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尽管向忠发自称名叫“余达强”，但是巡捕却笑道：“你明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何必装蒜！”
巡捕指着向忠发右手断了一截的食指说：“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向忠发被捕，则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于这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各秘密机关的所在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所以顾顺章的背叛，对中共中央造成极大的威胁。幸亏潜伏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报，迅速报告在上海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急忙转移，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但是，顾顺章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为了向国民党邀功，还是尽力在暗中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跟踪。他终于从一个女佣那里得知与向忠发生活在一起的杨秀贞的线索，从而查到向忠发的行踪。这样，向忠发落入了巡捕之手。
陈琮英这样回忆：
“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里十二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