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无发---蒋介石评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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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1940年就已经提出，*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策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是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义务，而非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延安的政权，不知道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关心过没有，也不知道蒋介石听没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的见解蒋介石有何看法？总而言之，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已令人发指，不可与边区政府相提并论。 延安的宝塔象征着一个冉冉升起的灯塔，照亮了在黑暗里行走的中国人。　。　想看书来

抗战果实
第二十三章抗战果实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不必争执，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二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象“对牛弹琴”。 蒋介石说：“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的统一。我肯定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打日本，也许要我动用保留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军队帮助，也许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让毛泽东把他的宣传扩展到整个中国，我们就是在冒险，我们将一无所获，你们美国人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且后面还有俄国。” 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的确，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中央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时的美国人还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处在中立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目前已卷入了一场将更广泛的战争，罗斯福将怎样理解中国政府那种消极被动的做法呢，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并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这样做对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那些淳朴高尚而只是名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占区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毛泽东预先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1944年，日军实施“一号作战”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望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当机立断，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惊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灭亡几乎注定，他完全肯定美、英、苏他们会对日作战，他把自己的　军队保存起来，让别人去作更大的牺牲，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抗日战争的前期，中国战场的中国人民贡献太大，牺牲也太大，现在作适当的休养生息，也无可厚非。而共产党的军队大举前进，也是应该的，沦陷区的民众迫切需要有人去领导他们，否则社会就会一片混乱。国共的一退一进，对双方都有好处，各得其所。 毛泽东在抗战后期非常自信，他对南下干部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还风趣地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做好城市工作，是*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1944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蒋介石对抗战后期的策略，有利也有弊。在军事上他有力地保护了大量的精锐部队；但在政治上却得到了不少的骂名。况且在中国大地上，他也丢失了不少的地盘，为抗战过后的局势埋下了隐患。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场充满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蒋介石这时应该尝到了。 1945年8月15日，国民党参谋长陈诚麻将正打得起兴，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他不敢不接，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搅了他们的牌局。陈诚听完电话，放下听筒之后，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其时天津市长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抗战八年了，还说来得太快了？这些人也太闲着没事做了。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张学良，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学良背叛过他，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蒋介石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 蒋介石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心胸过于狭窄了。他在关键时期把张学良凉在一边，实在不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