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征战历程-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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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谈话很有一种民主讨论、向下级做调查的气氛。这种精神使我很受感动，觉得老红军领导干部的作风就是不一般，上下级亲密无间，谈话如同拉家常，无拘无束，让人心情舒畅。这次谈话，他还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历史情况。
第二次谈话是在第一次谈话后不久。
四平保卫战之后，显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同国民党美式装备的部队作战的问题。他说：“国民党军队目前气焰嚣张。虽然南满几次战斗和四平保卫战，给了它一点教训，但是没有把它这种骄横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对我们以后的作战不利！”他当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一种打法，叫“硬拼战”。一定要跟敌人死打硬拼，不惜牺牲，先把敌人的器张气焰打下去。他问我：“你看我的这种想法，你们实行起来有什么困难？”他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显然也是在用他的思想来感染我，说服我。我后来想过，为什么林彪会在这个时候找我谈这个问题？因为别的指挥员都是老红军，熟悉林彪的指挥思想和作风，林彪也熟悉他们。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双方都还不熟悉。有时，我像听故事一样，听老同志讲林彪打仗的事。他作战，在这个时期是这样打法，在另一个时候又会是另一种打法。国民党来到东北后，还没有遭受到像过去红军给他们的那样的打击。所以，必须要在战场上，首先从气势上把敌人压倒，使它不敢依赖美国的装备和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嚣张。
林彪的态度很谦虚，讲完了他的想法之后，征询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先把这样一个处于优势位置的敌人从气势上压倒，把战场的威力发挥到最高度，这是很有必要的。我还讲了历史上明朝名将威继光打仗有三种打法的主张：一是“算定战”，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按计划打；二是“舍命战”，我说这一种大概就是林总讲的“硬拼战”，“狭路相逢勇者胜”，遇到遭遇战这种情况，就要用自己的战斗勇气和压倒敌人的气势来战胜敌人，这叫“舍命战”，也就是“拼命战”；三是“糊涂战”，这就是事先没有“算定”，遇到情况又不肯“舍命”，糊里糊涂地打，必然要吃败仗。我说：“听了林总的想法，结合当前的形势看，我觉得很有针对性。我一定按照林总的这一指示，把打‘硬拼战’的思想在1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中讲深讲透。”
林彪在东北全军中提出“硬拼战”这种作战思想，酝酿过程中就找我谈，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器重。他给我谈的非常实际，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四平保卫战，陷在那个阵地上，我只有那样打，这里并没有我多少高明之处。在此之前，我没打过大仗。这次谈话，是对我军事素养的教育，也是对我军事指挥作风和战斗作风的一种提高。回部队后，我同李作鹏一起，蹲在房东的土炕上，回忆林彪的谈话，我说，他记，一句句地整理出来。第二天，便在纵队指挥干部中作了传达，接着还展开了议论。后来我又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写了―篇有关“硬拼战”的学习体会。以后，又写过有关“四组一队”的学习体会，都刊登在参谋处出版的一张小报上。
总之，两次谈话，我的心情都很愉快，获益很深。这是我很难忘却的一段经历。
四平保卫战之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指示，大踏步转移。杜聿明判断我们已经“溃不成军”，气焰更加嚣张，对我部队紧追不舍，将其部队尽力向东延伸，企图切断我东路交通。我1师、2师在新站、拉法一带，回过头来，对冒进的敌人88师263团狠狠―击，歼灭全团和264团的一个营，敌人方才迟缓了进攻速度。他们已占领四平、长春和吉林等城市，包袱越背越重，再加上当时舆论压力，不得不于1946年6月6日与我签订东北停战协定。
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深入农村，分兵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整训，扩充主力部队。北满组建了1、2、6三个野战纵队和七个独立师。
东北民主联军1纵队是8月3日在敦化组成的：由山东过来的l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和东北民主联军7纵队19旅及20旅58团组成第3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这样，由以上三个师组成了第1纵队（1948年11月第l纵队改称第38军），我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兼l师师长，周赤萍任纵队副政委。在这期间，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
部队整编，一纵队的领导同志，原来在山东时期就比较熟悉，在东北又并肩战斗了一段，我深知，他们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老红军，都有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经历。我也知道自己的指挥能力并不怎样高明。东北局之所以要这样安排，可能是考虑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有一定的影响。
从个人来看，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正如罗荣桓政委所说的：“你这个人还可以培养。虽然按红军的战斗思想和战斗作风要求，胜任你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差距，但你还有培养前途。”这是我在到东北后，又一次见到罗荣桓政委，并向他提出自己指挥一个纵队的顾虑时，他这样对我说的。他还强调说：“组织这样决定，你就服从组织决定，自己知道自己不行这是个好事，这样对自己就会高标准严要求，组织上感觉你还是可以培养的。”
l947年4月底，“三下江南”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双城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林彪找我谈话，提出要我与松江军区司令员兼代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李天佑对调，他来1纵队，我去松江军区。我听后，心情很不愉快。这是我参加八路军后第一次遇到这样不愉快的事。我是旧军队出身，一向是认真服从纪律要求的。作为―个共产党员，也应当服从组织决定。但是，这一次我心情不愉快。讲了价钱，说明党性还是不强的。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个遗憾。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应该在第一线作战。到第二线去，生活上安定些，但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到松江军区去，主要任务是训练部队，向―线输送兵员。不能说这个任务不重要。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一直在一线战斗，不愿意离开一线作战部队。李天佑是老红军，又在苏联学习过。别人也对我讲过他的情况，但我对他没有更多了解．只在磐石见过―次面。林彪谈话，提出要我与他对调，再加上会外有一些传闻，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林彪讲了工作调动的意见之后，我只问了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并没有说其他的话。林彪一听，马上不耐烦地说“不用说了”，谈话就此结束。
之后，林彪又第二次找我谈话，说：“听说调动你的工作，你的情绪很不好？”我回答说：“说我情绪不好，我承认。但是，总司令应当给我说明为什么要调动。我作为一个军人，应当服从调动，但是，领导上应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在什么地方，到了新的岗位上我才能改正。”林彪说：“有人讲你回去后大发牢骚！”我问：“发什么牢骚？”林彪说：“说你在屋子里唱京剧《霸王别姬》的‘力拔山兮气盖世…… ’一段；再就是参加会议的人都去照相，你不去照。这两件事说明你在闹情绪，我说的对不对？”我说，我喜欢唱点京剧，但是，林总讲的这一段，我恰恰不会唱。朱瑞同志业余喜爱照相，给大家照相并不是会议的一个项目，我没去参加，有的同志也没有参加。我说：“林总都听到这样一些话了，我就无须多作解释了，最后都会查明的。”林彪说：“我还是跟你商星，你不愿到松江军区去，还可以到齐齐哈尔当步兵学校校长。”我说：“我就不多说了。”情绪更加对立。
回来后，我自己越想越觉得不合适，虽然只是申诉了几句，但恐怕问题越弄越僵。我想找个正派的同志向林彪反映一下我的真实思想情况。于是，我就找到了梁必业同志。梁在山东时任l15师组织部长，后来在教导团当政委，我们经常见面，他为人正派。我对梁说：“上级调动我的工作，我应该服从。但是，我不愿意离开一线。让我留在一线，降职工作也可以。关于唱京剧的事，可能有出入；照相的事，情况你更清楚，你就没去嘛，与闹情绪扯不到一起。希望你向林总解释一下，比我自己去说好。”
梁必业同志向林彪转达了我的意见，也作了证明。
后来，松江军区和齐齐哈尔都不用去了，让我仍留1纵，改任政治委员。林彪说：“你当政委可以不管政治工作，主要是学习打仗。”
让我学习打仗，向李天佑同志学习，我觉得这话也对。我在国民党部队里最多也只指挥过两个团。“镰刀湾”一仗，指挥过八九个团，但那一仗打得也不理想。学习打仗，这话我服气。事实上，以后我也真的认真学习了。李天佑来了，我们相处得很好。他是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之一，我对他一直很尊重。当然有时也有争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从没有影响过团结。
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战局朝有利于我的方向扭转。
1纵在领导班子调整后，于1947年5月中旬开始向松花江以南地区开进。5月的松花江，碧波滔滔，一泻千里。北满我军主力第1、2纵队和两个独立师于中旬挥师南进，与东、西、南满及冀热辽军区共28个师、4个炮兵团的部队一起，开始了对东北蒋军的1947年夏季攻势。
这多少应该算是一步险棋。因为敌我力量相比敌仍略占优势，铁路交通也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我方此时已无冬季江河封冻之便，万一失利，北满我军不免要背水一战。但这又是―着好棋。我主动将战场引向国民党占领区，寻歼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相机夺取中小城市，将打通南北满的联系，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局，配合关内各战场作战。
攻势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好。5月17日，北满我军主力攻克怀德，消灭国民党王牌新l军30师90团。18日，于怀德以南大黑林子地区围歼前来增援的敌71军88师和91师大部。继向辽南发展、19日解放公主岭，6月1日克开原，2日克昌图。南满主力也先后攻占草市、山城镇、东丰、梅河口，歼敌60军184师等部，与北满我军胜利会师于四平以南地区。东满、西满及冀热辽军区部队也捷报频传。吉林、长春以南，四平以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