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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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统治在台重演（2）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内战，开始对台湾进行大肆搜刮，造成岛内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粮食奇缺，失业严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国民党到台后，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业、600多个单位，全部纳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属的27家公司来经营。另外，沿袭日据时代的专卖制度，国民党当局不仅将樟脑、火柴、烟、酒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由官办的专卖局经销，还将盐、糖、石炭等许多民生物资也由专卖局之外的机构来统一承办，如盐的专卖由“财政部”台湾盐务管理局直辖之台南盐业公司来承办。甚至连毛笔、文具、教科书等都由省教育处主办的台湾书店专卖，各机关团体若不从该店买文具书籍，会计处不予报销。此外，与专卖局互为表里的贸易局、运销局、燃料调剂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垄断了全岛工业产品的购销与输出，举凡樟脑、米、糖、纸张、木材等重要物资，只有贸易局可以运销岛内外，进口贸易亦然，以致一些违法官商可以从###取暴利，受害、受剥削的乃是广大的老百姓，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1947年7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为准备内战物资所需、征集军粮，将台湾大米输往大陆，加之奸商的囤积倒卖，国民党来台不久，台湾就闹起米荒。最先始于台北市，然后逐渐波及北部各地，之后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间全岛各地都闹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作收成后，不但形势没有好转，反而更趋严重。1937年以前，台湾的大米每斤为011元，抗战期间为016元（配给价格），但国民党接管台湾后，由于实行掠夺性的“田赋征实”政策及将大批大米运往大陆，致使粮价急剧上涨，到1947年1月，大米1斤涨至134元，到2月20日竟涨至40元，国民党接收台湾仅1年4个月，粮食价格上涨250倍，因无米可炊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对于台湾米荒的状况，战后初期被派遣来台的记者王思翔于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中这样写道：“台湾本来是谷仓，1946年的年产量超过89万吨，供本省人口粮尚有余，但因军用米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价反而比上海还高，甚至发生饥馑现象。苛敛诛求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破产。被饥饿所迫的人们，年轻的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就使牢狱超满额，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据统计，1946年，台湾两季稻收成共640万日石，台湾本省所需食米为500万日石左右，剩余的足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或灾患。出于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把从台湾征收的大米和用肥料从农民手中换来的大米，全部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这才是造成台湾2月中旬米价再次暴涨与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于米价暴涨，大闹米荒，台北出现了一个“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在“2·28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即发生了台北市千余人，聚集于华龙山寺口，整队出发游行请愿，要求解决米荒问题。
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台湾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陈仪接管台湾后，虽然采取特殊政策，继续使用原有旧台币，让它和大陆币制隔离，以避免受大陆经济混乱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台湾无法断绝与大陆间的经济关系。战前台湾银行发行钞票约8000万元，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台湾银行总发行额为143亿元。陈仪来台两个月后，发行额剧增至208亿元，1946年5月增至294亿余元，1946年底增至533亿余元，也即台湾银行的发行额，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随着纸币天文数字般的泛滥，物价当然也就猛涨起来。台北市50种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台北市一斤白米的价钱由1945年8月的二毛钱涨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涨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涨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价格上涨63倍。其中最惨的是农民，肥料价格上涨高达270倍。另外，由于当时台币与法币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即1元台币兑30元法币，于是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会分子，便从各种渠道将法币兑成台币，在台套购物资，运回大陆高价售出，使台湾的物资更加匮乏。
百业萧条伴随的是失业人口增加。由于统制经济，剥夺了民间企业的经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破产、关门，直接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到1946年底，台湾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据1946年统计，台湾失业劳动者已达80万人，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后，约有数十万的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陆续返台，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失业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会的重大压力，社会治安迅速恶化，被生活所逼而沦为盗贼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发前的二三周，仅台北市大同区一个星期之间发生的偷盗案就有数十件之多。
物资的缺乏，尤其是米粮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与社会不安。此外，国民党当局还漫天要价地向台湾同胞征税，更使人民群众怨声载道。1947年2月中旬，由于粮食缺乏，各地发生了“抢粮暴动”。同时，岛上街头巷尾还出现了嘲笑国民党政权的漫画及宣传。民间开始对国民党的官员或士兵到酒楼、饭馆白吃白喝进行抵制，甚至出现在大街小巷殴打“阿山”（外省籍的贪官污吏）及在偏僻处抢夺军人枪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苏花公路上的一桩惨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苏澳至花莲的临海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在半途遇上一群军人，这批军人蛮不讲理，要旅客下车，让他们乘坐。司机和旅客不允，这些军人便毒打司机，威胁乘客。司机见状忽然改变态度苦劝旅客下车，司机驾驶满载军人的汽车急速冲向几百丈深的悬崖绝壁，掉进太平洋。群众集体反抗事件越来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发生在高雄市郊区湾仔区内的农民集体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频频发生劳工“反对解雇”的示威罢工，如台湾钢铁公司、高雄制碱厂、高雄水泥厂、台北烟草公司、汽车司机等纷纷举行罢工。甚至连公务员也为要求改善待遇、反对政府拖欠薪金而进行罢工或游行、请愿。学生们则进行罢课，学生的领导者甚至主张用实力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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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统治在台重演（3）
整个台湾，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已在各地频频发生的民众反抗的事件或冲突，其累积的结果就是全岛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2·28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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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2·28事件”（1）
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台湾同胞的心情已从光复之初欢天喜地的热望变成呼天唤地的失望，甚至濒临绝望，台湾同胞所累积下来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愤怒正在寻找机会发泄。
1947年2月27日黄昏，国民党专卖局查缉私烟的查缉员傅学通、叶根德等6人在台北市延平路一带抄查私烟时，查获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正在出售私烟，便将林妇的香烟和现款悉数没收。林妇便以生活困难跪地苦苦哀求发还被没收的钱、物，但傅学通等人不但不答应，还以手枪枪柄敲击林妇的头部，以致林妇头破血流，当场昏倒。围观的路人看到这种残暴行为，愤慨地一拥而上，把查缉员团团围住，喊打之声四起。被群情激愤的群众所包围的查缉员一看情况不妙，拔腿就逃，群众则紧追不舍。为逃离群众的包围圈，查缉员便开枪乱射，一个在楼下观看的市民陈文溪被射中，当场死亡，傅学通等则乘群众慌乱之机逃进警察分局。群众看到无辜的市民被射杀，群情更加激愤，蜂拥至警察分局，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以正法，警察却说已把犯人交给宪兵队，民众又赶到宪兵队，宪兵队却说根本没有这个犯人。愤怒的民众又回到现场，将查缉员遗留下来的卡车，连同车上缉获的香烟，全部放火烧掉。
由于案件未得到解决，2月28日清晨，愤怒的群众便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罚杀人凶手”。沿途的民众陆续加入，使整个游行队伍达到数万人之多。他们高喊“打倒陈仪”、“打倒贸易局”、“实施台湾高度自治”等口号，并沿街敲锣打鼓通告罢市。全市商行，立即响应，全部关门闭户，学生则全部自动罢课。渐渐地，群众的愤怒情绪已无法控制，游行示威转化为暴力行动。他们行至太平町一派出所前，该所警长黄某欲上前加以制止，受阻而激愤的民众便将其围住痛打，并冲入派出所内，捣毁所有物品。之后，游行队伍又向专卖局台北分局挺进，冲进局内打死该局职员2名，伤4名，并将局内的香烟、酒、家具、现钞，甚至汽车、自行车等都搬到街道上当众焚毁，一时火光冲天，整整一天都没有熄灭。下午，游行队伍又转赴长官公署陈情请愿。由于长官公署四周已经布置了大批武装部队阻止民众接近，激昂的民众不顾哨警的制止就冲了进去。突然公署楼上有机关枪向民众扫射，瞬间6名民众倒地，其中4人丧生，2人重伤，人群便迅速躲闪。但不到一个小时，分散的人群突然疯狂起来，许多激愤的民众对身穿中山装的贪官污吏追打，焚烧他们的汽车，其中为数不少的外省人公务员被殴打，真正的暴动由此开始。
28日下午3时，激愤的民众聚集在台北“新公园”，召开“民众大会”，决议彻底抗争。随即民众占据公园内的广播电台，播送台北缉烟血案的经过，号召全岛人民一齐奋起反抗。这一消息又经铁路站或邮电局的电话，一站一站，一局一局地传下去。3月1日起，事件迅速扩及中南部，两三天内，各地响应台北的行动纷纷出现，全岛各大城市及部分乡镇皆发生骚动，各地愤怒不平的民众攻击官署警局，殴打大陆人，发泄一年多来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愤之气。国民党军警人员开枪镇压，各地死伤的消息频频传出。
“缉烟血案”发生后不久，消息便传至基隆，愤怒的民众纷纷起来响应台北市民的起义。2月28日晚，即有市民进攻警察局，宪警及要塞司令部派兵开枪镇压驱散。3月1日，基隆要塞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市民以罢市、罢工、罢课对抗，全市顿时成为“死市”，只能听到军警鸣枪警告。3月1日至3日，无论市内或郊外，民众与军警的冲突频频发生，造成多人死伤。
2月28日晚，台中市民收听到台北市号召全岛人民起义的广播后，台中市参议会召集台中县及彰化市的参议员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支持台北市民起义，并提出两点要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