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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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8］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7。
［39］台北，《故宫书画录》卷7。
［41］高岱：《鸿猷录》，第14页。
［42］于慎行：《谷山笔麈》卷3。
［44］王士性：《豫志》，第2—3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45］余继登：《典故纪闻》卷3。
［46］《国朝典汇》卷13，宗藩上。
［47］《明太祖钦录》，第111页。
［48］此点由昌彼得指出，见上书叙录。
［49］史惇：《痛余杂录》，第5页，知不足斋丛书。
［50］温睿临：《南疆逸史》卷48。
［51］林茧庵：《荷牐丛谈》卷4。
［52］《南疆逸史》卷21。
［53］吴梅：《霜崖曲录》卷2，《仙吕桂枝香？过明故宫》。
［54］汪琬：《尧峰文钞》卷12，《前明吏部验封司郎中曹公墓志铭》。
［55］蒋良骐：《东华录》卷4。
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响是颇为深广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经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1］其实，作为已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权的大肆膨胀，附着于皇权腐朽肌体上的肿瘤——宦官，也恶性膨胀起来，他们的手几乎伸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万历、天启年间，更达到空前的地步。近几年来，随着研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深入展开，史学界对宦官史的研究渐趋活跃。对于明代宦官的概貌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我们曾经作过一点粗浅的探讨。［2］这里，我们拟就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的关系，再作一点初步的考察，看一看宦官对经济发达地区究竟起了何种历史作用，从而有助于剖析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时代，中央王朝对经济命脉所在地区实行的国策及其特点和对经济调节的某种规律。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行文中个别地方，我们有时越出明代江南特定的地域范围，引用了在比较广义的概念上江南地区的某些史料，这仅仅是为了论述比较方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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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1）
一
严格地说，洪武年间宦官已经开始干预经济领域。正统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盐场、市舶、织造等等，都有宦官染指其间。江南地区当然不会例外，宦官的触角很早就伸向这里了。
不能认为，明代所有的宦官都是历史的渣滓。明人陈洪谟曾经指出：
近时宦官如萧敬之文雅，陈宽之谨厚，何文鼎之忠党，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兴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怀恩之持正，张永之刚勇，王高之雅饰，后乎此若芮景贤之安静，皆有取焉。［3］
但是，且不论这些宦官是否如同陈洪谟所评价的这么好，就连这样几个人，毕竟也只是凤毛麟角。就总体而论，宦官中有权势者的绝大多数，都是残忍贪鄙之徒。弘治初年，浙江仁和县闹虎灾，知县陈荣“命猎人捕得之”，缙绅纷纷献颂诗，浙江镇守太监张庆的帮闲俞珩，竟在诗中写道：
虎告相公听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双双去渡河。
真是大煞风景。俞珩为什么敢于写这样的诗？就是因为“（张）庆兄弟三人皆为宦寺，亲幸用事，势张甚。珩为庆所亲任，假其威，故敢为此言”。［4］“假其威”者，狐假虎威也。仅就经济方面搜刮的贪婪性而论，宦官者，虎也，是毫不过分的。明代派往江南地区的宦官，十之八九，亦皆为虎辈。例如，武宗时南京守备太监刘瑯，仗着有刘瑾撑腰，不仅横行霸道，“或自判状送法司，莫敢抗者”，［5］而且，“贪婪益甚”，拼命榨取钱财，是一个典型的财迷。其“资积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阁，延方外以讲炉火。有术士知其信神异也，每事称帝命以动之，饕其财无数。瑯有玉绦环，直价百镒，术士绐令献于玉皇，因遂窃之而去。或为诗笑曰：‘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6］南京守备太监钱能还冒充风雅，与太监王赐狼狈为奸：
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巨、周昉对镜仕女，韩滉、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壶道文会黄筌聚禽卷，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轴，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多。钱并收云南沐都阃家物，次第得之，价迨七千余两。计所值四万余两。［7］
这些古字画，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钱能竟箱满柜盈，非巧取豪夺，从何而来？刘瑯、钱能这些人堪称活动在江南地区宦官的缩影。
宦官对江南地区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
1。岁办、采办利用皇权，向地方勒索贡品，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大弊政，明代更甚。所谓岁办，是各地每年上贡的物品。凡是有著名土特产的地区，几乎都派人去征纳。明中叶，更多为宦官把持。所谓采办，范围极广，只要皇帝想起什么，需要什么，就派宦官四出。仅此二项，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祸害，就十分严重。
以岁办而论，其数大得惊人。谈迁曾记下南京贡船所装物品的种类及数量：
南京贡船：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苔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饯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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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2）
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宦官不仅对贡品产地的百姓勒索，在押运贡品船时，还对船夫百般敲诈。王世贞载谓：
“南京鲥鱼厂岁取里长二十名，各索银二十两，正德时复倍取其数。起运内官索茶果银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及鲜船时发，又取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堪命。”［9］也有史料记载，“南京进贡内臣多挟商货，索夫马价至数倍。”［10］
再以浙江地区而论，富阳县的茶叶与鲥鱼，都是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忧”，［11］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了一首《富阳民谣》，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民的罪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12］
韩邦奇还向正德皇帝上《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13］当然，当时被“参奏”“究治”的，绝不会是在皇权卵翼下不可一世的宦官，而是韩邦奇被王堂“奏公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逮至京，下锦衣狱，褫其官”。［14］
由于采办的范围十分广泛，其危害性之大，比岁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化以后，购书采药的宦官，不断前往江南。江南巡抚王恕在奏疏中，曾揭露太监王敬及段英骚扰江南的罪行：
王敬动以朝廷为名，需索银两，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王敬方来，太监段英又至，造办药料冰梅，苏、松、常三府已办与价银六千两，镇江、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徽州、广德七府州与银一千五百余两，又发钞四百块，于松江府索银二千两。王敬发盐一万五千五百引与宁国等府，逼银二万二千五百两。……至苏、常等府刑驱势逼，索取官民银三万六千余两。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银，不知又有几千万数。［15］
王敬还和奸徒王臣勾结，“采药江南，横索货宝，痛箠吏民，吴越大被其害”。［16］而据祝允明记载，王敬、王臣在“苏、杭，科需尤甚”，公然“信意出一币，录市人姓名，刮取金宝，人无得免。或挈室而窜，白日闭户。途路行人，妄传其徒将来，则市人空肆而匿。东南骚然，有类大变。郡县无如之何，亦或闭门不敢治事”。［17］如此横行无忌，对江南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2。征商税从总的方面来看，明朝对商人的政策，仍是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宦官控制了税务机构后，商税多如牛毛。万历时，叶永盛在奏疏中对宦官在江南的滥增商税作过猛烈的抨击：
中使狼戾，棍党横行……江浙之间，不胜其扰。……夫江南诸府县，虽深山穷谷，何处无河，何处无水道？虽穷乡僻坞，亦何处无土著，何处无交易？今不论内外，尽欲责令官兵搜刮隐税，此说一行，将举留都之府县，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豕，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自是县无宁村，村无宁家，内外骚动，贫富并扰，流毒播虐，宁有纪极，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暴也！……中官藉此辈（按：指“无赖武弁郑一麒、马承恩、韩文盛等”）为爪牙，此辈又藉各土棍为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乡曲者，是枭獍连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卧者！……在皇上之意，以为征商税，乃所以苏小民，不知奏内土著、土商，正所谓小民，民与商其实无两。……而况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棍又取二，利则归下，怨则归上……人穷则乱，恐斩竿揭木之变，不旋踵起也。［18］
透过叶永盛的大声疾呼，我们不难看出宦官不仅与地方官朋比为奸，而且以各地的土棍即地痞为羽翼，结成毒网，逞凶肆虐于江南的江河水道之上，商人阶层，民怨沸腾。商人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无不有征，一舟而经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