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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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监狱和街道之间自由、容易的交往终止了。新的监狱——感化院——变成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实体，有意对社会封闭。像孤立的营地一样，许多新监狱都被单独建在遥远的和不能抵达的地区。监狱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和不可渗入的世界。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感化院产生了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氛围，公众开始觉得其中的囚犯们似乎奇怪和危险。
在许多监狱，只有神职人员才被允许访问监狱。在金斯敦感化院，“优等阶层”的人们付费之后可以盯着囚犯们看。1901年，时任监狱长J。 M。 普拉特（J。 M。 Platt）抗议他的感化院不是“动物园或动物展览会”。此后，这种游览便被取消了。
到20世纪20年代，监狱被紧紧地封闭起来。看守们发誓保守秘密，所有通信都经过严格审查。如果允许囚犯们拥有报纸，他们就会意识到加拿大公众关心的事情。对这些事情，他们不用看，也不用想。只有少数囚犯援助工作者了解或者关心针对囚犯们发生的事情。
1932年，监狱爆发了一系列暴动。监狱因此首次上了报纸的头版。1938年加拿大政府阿香博委员会的报告暴露了许多监狱滥用职权之事，激起了更大的改革热情。矫正当局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对公众舆论负有责任。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监狱相对平静，管理者们追求一种渐进式自由化政策。当局允许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到监狱检查，但是他们的评价不足于令通俗新闻兴奋。
在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一些囚犯求助于暴力行为——暴动和劫持人质——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为了反驳动人的无据新闻报道，加拿大矫正当局不得不扩大了他们的公共关系计划。在80年代，加拿大矫正局正通过扩大公共关系计划和邀请公众参加公民顾问委员会和许多其他志愿者计划来整合力量增强公众对矫正计划的意识和理解。
公众心目中已经确立的陈旧观念妨碍矫正当局各项教育努力。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动人的事件上，但是绝大多数囚犯服完刑之后都要回到虚拟匿名的社区中去。一旦理解了这一点，社区就会在矫正过程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途之家：监狱之后的生活？
当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3在囚船上被关押19年之后获得释放时，他发现自己无法生存。没有人向他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地，甚至当地监狱也不要他。
冉阿让的困境是18世纪和19世纪刑满释放的罪犯所要忍耐的普遍不幸。许多刑满释放的罪犯不得不重新犯罪来求得生存。
在19世纪的加拿大，新释放的囚犯从监狱当局获得一套标准的便服、少量的现金和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们在看守的陪护之下上火车或轮船：他们在启程的汽笛响起之前还不能真正获得自由。
1910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J．M．普拉特说：“因此，当局通过铜钮扣而不是铜管乐队，将刑满释放囚犯的离监向他希望在其中成家立业的世界和社区做了广告。他在旅途中行进时不断受到张望、指指点点，或许还受到嘲笑和愚弄，直到他抵达目的地为止。”
无论囚犯们到了哪里，他们的服装都会泄露其身份。1876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约翰·克赖顿指出：“一套免费的制服正好像贴在穿着者后背上的一个表明下列信息的标签：刚从感化院出来。”
如果他们运气不错，找到一份工作，就必须把自己的过去隐瞒起来。1879年，时任加拿大感化院监察的J．G．莫伊兰形容警察队刑满释放囚犯的监督“比监狱还残忍。”就像无情的贾沃特（Javert）监察追踪不幸的冉阿让一样，刑满释放的囚犯都生活在对被警察暴露身份的担心之中。
冉阿让和数以千计现实的刑满释放囚犯所需要的是一个中途之家。在一个不宽容的世界里，这种新机构变成他们的希望绿洲。
北美第一座正式的中途之家是纽约市的艾萨克·T．胡珀（Isaac T．Hopper）之家。这是1845年由教友派信徒建造的。尽管社区的反对声浪很高，到19世纪后半叶建成了更多的中途之家。美洲监狱协会甚至也反对建造中途之家。在19世纪90年代，美洲监狱协会声称中途之家会制造“一个永久的不受欢迎的公民阶层。”
在加拿大，像天主教堂和救世军之类的宗教团体最先向刑满释放的囚犯提供宿舍和庇护的车间。第一个真正家庭式的中途之家是1954年在多伦多建成的英国国教贝弗利旅馆（Anglican Beverley Lodge）。
1962年，尼尔·利比牧师（Reverend Neil Libby）在温莎（Windsor）建造了一座中途之家。他把这座中途之家称之为圣伦纳德之家（The St．Leonard's House），后来又称之为囚犯的守护神。圣伦纳德学会此后继续在全国建造中途之家。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政府和社区都需求解决重新犯罪的办法，中途之家运动急剧扩大。
1968年，加拿大矫正局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日假释的男犯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矫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被称之为社区矫正中心），并且与163所私营的中途之家签订了合同。一些服刑农场和森林营地也能够起到中途之家的作用，因为它们的周围没有警戒并向囚犯提供更多渐进释放到社区的机会。
中途之家就像减压室：它们帮助刑满释放的囚犯逐渐适应自由的要求。很少有囚犯一释放就有工作在监狱外面等着他们，而且也很少有人在知情的情况下雇佣刑满释放的囚犯。现在尽管刑满释放的囚犯可能有人担保，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可能由于刑满释放这一烙印而不能从事某些行业和职业。在感化院取得的培训证书可能在大墙之外得不到承认。中途之家向他们提供一个暂时避难所，直到他们能够自立为止。
除了就业和吃住这些实际问题之外，刑满释放囚犯还面临着情感适应方面的困难。1956年，关于假释的弗托克斯报告（the Fauteux report）指出：“一个在某一加拿大刑罚机构服满全部刑罚的囚犯在释放时要经历从监禁向自由的过渡。这一过渡的程度就像他在开始服刑时所经历代从自由向监禁的过渡一样强烈、突然和极端。”
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加拿大人认可在他们的社区内建立一个老年人或残疾人之家，但是只有35％的人容忍一个刑满释放囚犯之家
刑满释放囚犯需要重新学习许多东西。在多年的依赖和被管之后，他们必须开始自己为自己着想。他们可能会因为优柔寡断而深感无助；他们可能会野蛮冲动；他们可能会贪恋刺激，希望夜夜聚会；他们还可能会被使其陷入沮丧的生活节奏所压倒。
使服刑人脱离监狱比使监狱脱离那个服刑人要容易得多。
中途之家的成功有赖于社区的支持。但不幸的是，这些机构及其居住者并不比在1890年时受欢迎。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加拿大人认可在他们的社区内建立一个老年人或残疾人之家，但是只有35％的人容忍一个刑满释放囚犯之家。
假释：一个成功的故事
假释犯被法庭裁决谋杀了搭车者
处于日假释之下的强奸犯消失了
性凶犯可以提前释放
这类新闻标题是假释官员的噩梦。一篇关于假释犯又犯敏感罪行的报道能够诋毁多年对公众耐心教育的努力。这些报道引起的恐惧是统计表所不能消除的。
事实上，假释是矫正系统最成功的故事。
假释是一种在罪犯服完监禁刑之前将其有条件释放的制度。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百年战争时期（1447年－1453年）。在这场战争中，一个军事囚犯可以根据“荣誉假释”而获得释放。
现代假释概念是从有条件赦免、依照契约学徒、流放、释放证制度和19世纪美国监狱改革等结合演变而来的。
在18世纪，英国法院将许多判处死刑的罪犯送到殖民地劳动。对他们赦免的条件之一是他们永远不再回家。一旦送到美洲，他们还必须同意更多的有关表现良好的条件。
1787年，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英国刑罚殖民地。1790年，总督被授予批准有条件赦免或释放证的权力。亚历山大·麦克诺基（Alexander Maconochile）对不太著名的诺福克岛监狱进行了改革，将释放证作为其积分制的最终目标。罪犯们以严格监管开始，但是被鼓励努力争取提升责任的等级，直到他们通过积累足够的分数来“购买”他们的释放证。
当1852年终止流放的时候，还有大约9000名英国囚犯等待着被海运到澳大利亚。当时已有的看守所容纳不了他们，因此一些罪犯便获得释放证并被释放了。这些释放证附有一定的条件：罪犯必须承诺寻找诚实的工作，尊重法律，不与品行放荡的人交往等等。不幸的是，这些条件之中没有关于监督的规定，许多罪犯简单地撕碎了他们的释放证。
1854年，瓦尔特·克罗夫顿（Walter Crofton）爵士成为爱尔兰监狱系统的首领。他制定了一项集中了所有现代假释基本要素的制度：有条件释放、社区参与、监督和违反条件后撤销。
一篇关于假释犯又敏感罪行的报道能够诋毁多年对公众耐心教育的努力。
刑罚学先驱泽布伦·布罗克韦（Zebulon Brockway）是纽约州艾尔米拉教养院（Reformatory at Elmira）的缔造者。他提炼了克罗夫顿的思想。在艾尔米拉教养院要获得假释，囚犯必须在1年的时间内表现良好，获得主管官员的推荐，在外面有现成的工作等着他。一旦获得假释，他们必须保持工作至少6个月，每30天向监管人报告一次自己的情况。
这项新制度很快就流行起来。1887年，曼尼托巴感化院的监狱长塞缪尔·劳伦斯·贝德森（Samuel Lawrence Bedson）提出了一项加拿大的假释制度。这项制度与其他许多加拿大刑罚事项一样，比时代超前。加拿大直到1899年才采纳假释制度。
在19世纪，加拿大囚犯只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得提前释放。自1868年开始，罪犯若表现良好可以免除最多1/6的刑期。但是，如果他违反了规则，这种免除还可以撤销。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皇家赦免。这类赦免都用来奖励功绩，促使流放或者最终将生病的罪犯送到家里等死。囚犯的朋友和亲属必须向司法部长请求赦免。赦免的程序复杂，只有几个案件受到考虑，使申请者感到很苦恼和沮丧。
感化院当局对这一制度也不高兴：他们对控制在政客手里的赦免几乎不能施加任何影响。他们不能把赦免当作对囚犯良好表现的奖励。1881年，加拿大感化院监察J．G．莫伊兰宣称，反复无常的实施仁慈是监狱里“最大的不幸之一”。
1883年，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在向参议院演讲时也声称：“你必须给罪犯以希望：这是治愈不幸的药品。我们没有留给他任何东西——任何你能够仔细研究和用以鼓励罪犯表现良好的其他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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