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曾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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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迫害。曾山和陈正人很熟。在江西苏维埃，陈正人是省委书记，曾山是省主席。1972年4月，陈正人受“四人帮”迫害，身体垮了。陈正人老婆去五七干校了，就一个儿子在家。这时候，他的心脏病犯了，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叫他拿了药回家吃，他的手哆嗦，药都拿不住。曾山带着我去他家探望，陈正人处境很苦，被打倒了，无人理睬无人管，身体又有病。我们安慰他，请他保重身体。他们说了很多话，对“四人帮” 迫害老干部感到气愤。看到陈正人的境况，曾山很难过。
。。
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2）
第二天，就是4月6日，曾山一起床，就给陈正人打电话问候：
“陈正人身体怎么样？”
他儿子接的电话，哭着说：“我爸爸晚上去世了，心肌梗塞……”
我们赶紧去他家，家里没人。陈正人的尸体已经送到太平间了。后来打电报把他爱人叫了回来。
为了陈正人的悼词，曾山还和造反派吵了起来。那一次，他真是气愤极了。曾山很重革命友情，要求悼词实事求是评价陈正人，但造反派不同意，说陈正人是“走资派”。曾山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写上“陈正人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造反派不同意。最后，曾山还是找到周总理才解决了问题。4月13日，在陈正人同志的追悼会上，家属不同意部里的造反派致悼词，是曾山为陈正人致的悼词。看到陈正人躺在那里，他流眼泪了。
在追悼会上，周总理看到曾山脸色不好，很憔悴很劳累的样子，关心地问曾山：
“你的身体怎么样？”
曾山拍拍胸口说没事。其实，虽然当时没有体检，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病，但他身体还是比较弱，心情更不好。他那时已经7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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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去世
1972年4月16日晚，我们在家里一起吃饭。肖克来看望曾山。他和曾山十多年不见，肖克一进来，两个人就拥抱，很高兴。他们到里边房间谈话。我给他们倒了杯水，就回到客厅。他们谈到后来，越谈越激动，谈林彪、AB团、富田事变、接管上海、“文化大革命”。一个多小时后，门开了，曾山靠在门口，脸色苍白。我问：
“怎么啦，要开水？”
他捂着心口说：“我这里不舒服。”
肖克见曾山身体不好，安慰几句，就站起来说：
“那你先休息，我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两个人握握手，肖克就走了。
我赶快扶住曾山，让他躺在床上。曾山胸闷，脸憋得通红，说“热，热”。我就把曾山的棉衣、棉裤、帽子脱了，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我们赶快请医生。不久，医生来了，背了一个大箱子，但是连最简单的急救药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后来又来了一个医院的主任，看了看曾山，说：“在家里不行，赶快送到医院吧。”就叫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曾山送到医院抢救。
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流着泪，过来扶我去看曾山。我摸摸他的头、手，凉凉的，脸色惨白，已经不行了。我一下晕了过去。
第二天，肖克还打电话来，问曾山好了吗。肖克听说曾山已经不在人世了，惊讶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过去没有发现他有心脏病，我们也是没有一点护理知识，而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也不健全。按道理，心脏病人是不能动的，就地抢救最好，但什么都没有，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都没有，氧气也没有，送医院也不该穿那么厚的衣服，抢救时是医生用剪刀剪开衣服抢救的。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在场的医生也没经验，还搬他抬他坐车。
我们耽误了他。我后悔死了，如果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急救知识……
我不能接受曾山去世的现实，精神恍惚，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也躺倒动不了了。第二天一早，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王定国等老同志来看我。几位大姐拉着我的手，安慰我。邓大姐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批评我。邓大姐说：
“你就这样躺下去，不站起来了？长征时死了多少战友，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战友，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
“知道，你就站起来！你要坚强起来，你还要革命，不能倒下去，你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孩子们还要你这个妈妈。”邓大姐说。
曾山过世了。周总理从外地打电话找曾山办事，别人告诉他，“曾山过世了。”总理很吃惊地问：“怎么没抢救，你们干什么的呀？”总理很生气。过了一天，总理回来了。曾山的死，对总理刺激也很大，他立即指示，要求对所有老干部，不管靠边没靠边，都要立即体检，有病立即治病。
曾山的追悼会是4月20日在八宝山开的。毛主席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一些党政军机关献了花圈。周总理、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郭沫若、傅作义、王震、华国锋、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余秋里、粟裕、蔡畅、方毅、万里、肖克、康克清、王定国、姬鹏飞、廖承志、万海峰、李步新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汪东兴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叶帅说曾山是优秀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为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一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党中央对他能有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火化后，骨灰就存放在八宝山。
曾山去世后，几位老帅和老同志都很关心我，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都来安慰我，几位大姐也问寒问暖，我很感谢他们。
那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人瘦得不象样子。我在医院住了一段。回家后，在家里坐也不行，走也不行，哪里都不能去，到处都能看到老头子的身影，好像他随时都在身边，随时都会回来。家里来了好多曾山家乡的人，还有好多熟悉他的老战友、老同志，大家泪眼相望，看着都难受。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出去住了一段，回到家里，还是不行，没人时忍不住要哭，忍不住时还自己跑到八宝山去看他。过了好久，才慢慢正视曾山已经离开我而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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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兜“遗产”
曾山去世后，我收拾他留下的东西，他的所有遗产装了一网兜。这一网兜遗产是什么呢？一条抗日战争系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叠补丁的袜子；一顶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皮帽子；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用这条浴巾为他擦背呢；一件灰蓝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十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补丁；一件米黄色毛料外套，领口、袖子都磨破了，这两件现在捡破烂的都不要的外衣，是他在世时上班穿的最好衣服；一张他自己亲自打了20多个补丁的草席子。收拾着他留下的那一网兜“遗产”，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头子一辈子太苦了。
在家里，曾山常对孩子们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绝不能搞特殊化。”记得1952年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时，用了几条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黄马搭子，就把被褥呀、衣服呀、书呀全部家当装完了。
在北京单位安排我们住一个四合院，他觉得房子大，就请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公家在家里的客厅和办公室配备了地毯，但他不让用，亲自卷起来，退回了机关。
单位给他配备了工作用车。他对全家人讲，车是国家的，是让他工作用的，家里的所有人都不许因为自己的私事用车。我和孩子们从来都不搭他的车。有时孩子们有病，我们也是挤公共汽车去医院。我上班的地点离他单位很近，但我从不搭他的车上班，一直是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家里的支出由他管，家中收入、开销都是量入而出。发了工资，我回家就给他，我留十块钱，在机关吃饭时用，其余的都给他。支出一般是三分之一交党费，三分之一家里生活用，三分之一寄给曾山母亲，照顾在家几位老人的生活。我们的工资也算不少，但每个月都显得挺紧张。
曾山要求日常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平时生活很随便。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有什么吃什么，不挑不拣。他是江西人，爱吃辣椒，每顿都要有。曾山岁数大了，为了照顾他，我让他早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再吃点稀饭。他还不肯吃，觉得太奢侈。我就强迫他吃，他年龄大了，工作又辛苦，身体还弱，不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不行。曾山是南方人，不爱吃饺子，爱吃大米饭。我已经习惯吃面食了。
一般人都想不到他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是猪大肠。馋了，就自己去买，自己洗，自己做，烧上一锅，味儿飘出来，挺香。但家里其他人都不爱吃，看他吃得那样香，还真解馋。一顿吃不了，就下次热一热，接着吃。
他在穿着上也很简朴，不讲究穿衣服。在上海军管会期间，为了同工商界人士打交道，管理员要给他做套料子衣服，他不同意，只让做了套布制服。他说：“现在国家还很穷，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和资本家比阔气。”到北京之后，他好多年都一直穿着这身衣服。他一件衬衣穿十几年，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这样，不到无法再补，就不肯买新的。直到过世，他也只有两套衣服，来回的换着穿。现在吉安烈士纪念馆里，就陈列着他的这件衣物。
他一生没有买过一块手表。建国后，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李坚真大姐看到他用的是怀表，就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他。这块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4年10月，曾山和陈少敏大姐率国家机关农村社教工作队到山东曲阜县小雪公社北兴大队蹲点。曾山那时已经65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他依然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按定量分配的地瓜等粗粮。曾山在农村和农民一样，什么活都干。最后，还是因为病了才回来。
三年困难时期，曾山自己搬掉我们住的院子的地砖，开了两块菜园子，按季节种上玉米、西红柿、丝瓜、辣椒等蔬菜，而且从种到除草、喷药、施肥、收摘，什么活他都干。他还找来核桃、苹果树苗，种在院子里。下班回到家里，他脱下制服，换上粗布劳动服，戴上草帽，象一个农民一样忙起来。孩子们的同学来串门，经常误认为他是看大门的老头。他种的菜收获后，就自己送给左邻右舍和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吃。种的葡萄、苹果收获后，也分送大家一起品尝。他干起这些农务活来，显得特别自在，仿佛他一直在务农一样。他对孩子们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记住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到了晚年，他还惦记着老家的几棵柚子树、养鱼的水塘，希望退休之后能回去植树、种田、养鱼，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曾山经常对家人说：“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群众面前千万不能摆架子。”刚到北京时，我们住的院子里还住着秘书、警卫等公务人员，曾山对他们像一家人一样。有个秘书叫朱联，还有个炊事员沈文玉，他俩的婚事就是我们帮助办的。院子里果树结了葡萄和枣，曾山特别注意给各家各户都分一点。对街坊邻居的关系他也很注意。有一次，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