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曾山-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什么呢？这可不行。
1936年2月，我在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办的《红色中华》报上还发表了一篇叫《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的文章，鼓励妇女参加生产，“我们要响亮地提出妇女参加生产，这是最光荣的事业，坚决地反对过去认为妇女种地是羞耻是污辱的不正确观点。”要求党团员带头学会耕种，在各乡春耕委员会下成立妇女生产小组，学会各种农活。考虑到陕北妇女小脚占多数，还进行了适当分工，小脚妇女做饭、送饭、带孩子，大脚妇女学习犁耙、撒种，还组织竞赛，表扬成绩突出的，大大提高了她们的热情。
为了鼓励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我和妇女部其他同志还现身说法，先向一些有经验的老农学习当地的耕种本领。他们开始觉得不愿意不合适，后来我们恳求他们教我们，可能是真心诚意打动了他们吧，他们就仔细地给我们讲解、示范，我们练熟之后就召来妇女们看示范。我们也是女同志呀，但是犁地没有遭雷劈。她们信了，胆子也跟着大起来，和我们一起到地里干。妇女能参加劳动生产，这让我们更加高兴，前线在打仗，后方的妇女既能织衣纳鞋，又能生产粮食，这不是能作更大的贡献吗？到1936年夏秋时节，陕北根据地已有2万多妇女参加了生产学习小组。
反对妇女裹小脚，宣传放脚，是我们妇女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大力宣传，用事实说明，妇女裹小脚害处太多了。小脚妇女不能走路，走起来一翘一翘的，太慢；小脚妇女什么活都干不了，顶多做做饭，做点针线活，养养鸡，不能当生产的主力；小脚妇女身体差，多病，生活困难；小脚妇女因为了这些不好，只能依赖男人，不能独立，不能男女平等。女孩三四岁就要裹脚，女人受的罪几乎从小就开始。我们用事实宣传说，脚放开后，就可以劳动了，男女平等了，妇女才可以解放。
我们宣传妇女放脚，刚开始她们思想不通，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脚越小越好，越小越漂亮，小脚的女孩子才能嫁个好人家，大脚很不好看，嫁不出去。”她们的思想被毒害太深、太守旧了。我们考虑到，千百年来养成的旧习惯旧风俗，也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我们不勉强她们，只能靠不断地宣传、示范，让她们理解不裹脚的好处，走路、劳动的方便，才能自觉自愿放脚。我用自己做例子，告诉她们我从小就没裹脚，我们家乡妇女也很少有裹脚，和男人一样能劳动，很有好处。经过一段时间，她们就相信了放脚的好处。事实在那里，她们是真信，不是假的。这样一来，她们慢慢地思想开明、开朗起来，主动把脚放开，特别是不让小女孩再裹脚。在我们的动员下，一些妇女不再裹脚，特别是父母亲不敢再强迫女孩子裹脚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2）
在陕北，女孩子除裹脚、不学文化外，最大的不幸就是包办婚姻。三四岁时便由家长作主订婚，到十五六岁时就出嫁。另外，还不准女人出门，女人就一天到晚缩在家里。我问她们：“女人不是和男子一样可以劳动，可以出门吗？为什么你们不出门呢？”她们就说不行，出门、上街、串门要挨骂，别人会说是出去疯、去搞对象。一些守旧的男人说，女人不能出门上街，不然回家就生病。这明明是迷信！只许男人上街，女人就不行，一天到晚就拴在家里头，做饭呀，做针线活呀。你看，那封建束缚有多么严重。我们向她们宣传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时，她们不信，说：“我们没这个规矩，你们那里可能有这规矩。这里父母认为可以就可以，自己没有选丈夫的（权利）。”我们就做工作，利用各级妇女组织，宣传婚姻自由的好处和包办婚姻的坏处，禁止包办婚姻，对包办婚姻造成悲剧的，就严厉批评。象《小二黑结婚》那样的事，我们碰到了许多。婚姻自由的思想开始慢慢深入人心。
我们的另一个任务是动员劳动妇女特别是女孩子学习文化知识。刚开始，群众也很难接受，说“女孩子上学没用，即使上了学也要嫁人，不如不上。妇女在家作饭、伺候男人、生孩子，要文化也没有用”。我们宣传说，不管是嫁人也好，在家也好，识字总比文盲好，可以不受人愚弄嘛，在生产上也有好处。
边区的农村妇女大多是文盲，为了让她们学文化，妇女部发文件，要求各级妇女组织办识字班。我也现学现卖，将在党校学到的新知识讲给她们听。妇女们的学习热情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不少妇女不论白天在田头休息，还是晚上抱着熟睡的孩子，都坚持学习，争取早日摘掉文盲的帽子。一些妇女干部也成长起来，不少人能写信、算账，甚至还学会了写讲话提纲。
我们下乡吃住在老百姓家里，虽然宣传的是妇女解放，对象是妇女，但工作还必须针对男同志，因为是男人要求女人裹脚，是男人不让妇女出门，是男人不让女孩子上学堂。我们的宣传也针对男人想了不少办法。办学习班，让有顽固不化旧思想的男人学习，批评阻拦妇女进步的男家长，是我们当时常采用的办法。
扩大红军队伍、筹款筹粮也是妇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前方作战直接杀敌打仗，离不开后方筹集军粮军费的支持。我们动员妇女支援前线，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袜和军服。妇女自身解放了，男女平等了，革命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延川县禹居区的妇女，在四天内就赶做了三千套军服。“节食省粮，支援红军作战”，“丈夫当兵、妻子把田耕”，这种情景在根据地到处可见。延安县东区四乡一个青年妇女送丈夫参军，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做发动工作，带动全乡在五天内完成了扩红任务。
我们还动员妇女讲卫生讲文明。陕北农村的妇女很少洗澡，主要因为没水。那个年代里，妇女的卫生知识也很缺乏。陕北妇女生孩子简直是一场灾难。生孩子时，不许铺席子，更不用说铺褥子，而必须在土炕上，放一层炉灰，人就坐在炉灰上生孩子。这不仅不卫生，造成妇女和婴儿的疾病和死亡，而且是对妇女的一种摧残。生了孩子后，产妇要喝三天稀米汤，这三天，每天每顿只能喝用三个手指捏起来的一点点小米做的汤，把人都饿昏了。我们向她们宣传，妇女生孩子，要吃点好的，吃点鸡蛋，她们反而说就是这个规矩，即使有钱人家也不许吃。这样的风俗，使许多妇女得了妇女病，生下来的孩子也发育不良，妇女的死亡因此也特别多。我们就请懂医学的人给她们讲生理卫生知识，讲卫生保健知识，破除不良的旧习惯，取得了一些成效。
米脂那一带，妇女比较开朗、开明，妇女大部分大脚，有的还识字，那里的妇女工作就比较好开展。
对妇女部的工作，我们定期用书面报告的形式总结出来，向组织部长李维汉汇报。
陕北的妇女淳朴可爱，她们实实在在，讲话直来直去，干事踏踏实实，对人也非常热情。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黄土高原，喜欢这里的朗朗晴天，更喜欢这里的群众。
。 想看书来
延水河畔识曾山（1）
1938年，组织送我进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十四班学习，班里的学员都是像我这样参加革命较早又文化较浅的团以上干部，主要是识字学文化，还学些理论、修养、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教员都是由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徐特立、谢觉哉都给我们讲过党课，李维汉等也讲过课。其他班的学员是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高中、大学及留学回来的知识青年。我以前在瑞金党校学习过一段，但时间太短，又被工作打断。这次有了学习机会，就想认真地补上学习这一课。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我们党坚决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更多了。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坡上沟里，窑洞内外，到处是出操训练声、读书声、歌声、笑声。部队迅速发展，窑洞也不够住了，到处都是建窑洞的场面，干得热火朝天，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年轻人好高兴呀。
那时在中央党校上课，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缺桌子少凳子，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中央领导、教师们很关心我们，讲课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现实问题，让我们听明白。
听课记笔记是一件大事，对于我这样好多字不会写的学员来说，真是伤脑筋。于是我就尽自己的能力，记下大概的意思来。因为写得慢，所以有很多遗漏，课后只好找别的学员，大家对笔记。有的我记下了，别人没记下，有的别人记下了，我没记下，于是互相补充上去。这样的方法很管用，大家都进步不少。
通过学习，我字认得多了，理论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比以前，我更感到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文化，能看书，能写字，工作才能做好。要是不识字，不会写字，不会从书、报上得到知识，那就很受限制，工作也不好开展。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背着书包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学用结合。这一段的生活过得特别充实、热烈，使我终生难忘。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我认识了曾山。
第一次见到曾山，是在1937年11月。一天危秀英拉着我说去见一个人，带我到了延安中央机关的一间窑洞里。我看到一个中年人，眉清目秀，高高瘦瘦，很诚恳的样子，坐在那里。危秀英介绍说：“这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的曾山主席，这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三年多，都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现在又在延安见到面，都很激动。曾山也热情地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长征前就听说过曾山这个名字，但没见过。大家坐下后，曾山就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在江西打游击，失利后，突出重围，化装到了上海，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来。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是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才找准跑道降落下来，原来是他和一些领导干部从苏联回来了。第一次见面，曾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他的经历使我产生敬重感。
第二次见曾山是在1938年夏末，我正在党校学习。各根据地许多领导干部来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次，贾拓夫找我谈话，我请假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又看见了曾山。贾要介绍，我忙告诉他，我们已经认识了。当时，我有点害羞和拘谨，曾山温和地笑着告诉我，他是来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还简单讲了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情况。这一次，我感到贾拓夫是有意识地让我们见面，建立朋友关系。我对曾山也产生了朦胧的好感。
1938年10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叫我去一下。我到后，见曾山也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相互笑笑，点头示意。大家就坐后，李富春说：“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东北、华东的广大国土都被国民党给丢了。为了动员各地群众�
